談到時代,終究要回歸到「學術研究是否應該與時代對話?又應該如何對話?」的古老命題。 本書介紹的學者,各有各的人生選擇。既有強烈主張「為學術而學術」、自認「終其一生從事研究從來不是出於個人或政治目的」的克里斯特勒,也有訴諸行動的勒納。十位學者分別座落於光譜之間,各有取捨定向。 其中,史東可謂以學術研究體現其現實關懷。他認為,「歷史是兼具道德與學術的事業,它既不應也不該與當代的世界觀和秩序毫無關聯。」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更從兩種形式影響了他的學術。一是在形式上訴求更廣泛的讀者(包括論述方式以及書籍的裝禎設定),二是在選題上會因當下刺激,而導致探究過往類似的議題。 不過史東也高度自覺的反省了這種研究取向的風險與平衡之道:「這樣的歷史生產究竟是好是壞,我無從得知。但像這樣由現實關懷驅動的歷史探究,即便在進行之時並非有意為之,也會包藏嚴重的禍心,亦即過去是透過未來的觀點,而不是在它自身的條件下被省視。如果歷史學家心中最至高無上的主要問題,為我們如何用過去饜足現在,就會冒著很明顯的輝格式目的論的扭曲之風險。另一方面,正是這個對當下事件解釋的需要,才是人們會對歷史有興趣的主要理由。」 「遠離目的論式的扭曲的主要防衛措施,就是要在心裡牢記著過去的人們跟我們是不同的,而且彼此間的差異始終必須要被調查與闡明。更進一步的防衛措施,是一直要在心裡惦記著,在歷史裡會有偶發事件的因素,承認在任何時候,歷史都有朝另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 休斯克則主張,政治特別重要,它不只是決定生活的主要力量,也是一種倫理責任。 他曾宣讀牛津誓言,矢志絕不支持政府任何戰爭行動,卻也親身見證了政治無孔不入,即便是向來抵抗政治力入侵的堅強學術保壘,哈佛大學面對1938年美國是否應該參戰亦曾激烈討論:「究竟要認同超脫世俗政治的文學共和國,還是要效忠自己的國家?」這樣的經歷,促使休斯克從中領悟到過往實證主義史家未曾思及之處:「吾人在研究歷史之時,其實也是身處歷史之中。」「這樣的理解使我們意識到,史家的現實社會立場,可能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 相較之下,書中收錄的兩位女性學者對於社會改革更為積極。戴維斯在大學時代便積極參加社會運動,在一片肅殺的麥卡錫主義下,她鮮明的左派立場吃了許多虧,甚至因此護照遭到沒收,無法出國蒐羅研究的史料。 同時,戴維斯在學術上的選題,也始終將非主流群體甚至是邊緣人視為其研究的核心關注所在,這甚至是她的生命母題:「我把工人寫入歷史,然後是女性、猶太人,接著是美洲印地安人以及非洲人,就好像一次次從事解放的使命。歷史書寫本身究竟是不是就只是一種自我的書寫,不管我們如何尊重過去所賜予的文本,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另一位成長於奧地利內戰硝煙下的學者勒納,早在十五歲時就參與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動,此後陸續投身各種爭取民權與女性平等的運動,學術上則極力爭取將婦女納入史學研究的視域中。她於1972年首創婦女史的碩士課程,正式奠定婦女史的地位。 當信念與關懷最終匯流,學術與行動真正結合,無怪乎勒納能貼切自陳:「我對婦女史的熱情奉獻深深植基於我的生命。」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勒納的貢獻除了婦女史,還有更具開拓性的意義:「我們已經指出過去的『無名氏』實有他們的聲音,並且能夠述說自己的故事。我們讓過去被忽略的史料重見天日,並且學習到新的詮釋方式。」 上述這些史家,主動參與社運者有之,默默沉潛於研究者有之,趣舍萬殊。畢竟生命從來就不是二選一,也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抉擇的關鍵,在於你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你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許這也呼應了本書獲選為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時,主編的感言:「希望這群天真的心靈,可以細細品索這十位學者的人生經歷,可以體會這些學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現在的模樣,進而引發他們去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 史家的抉擇與渴求,影響了他們探索的方向,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 然而不論方向是什麼,誠如篇前那兩句出自艾波比的引文,歷史都會不斷重新書寫──因為我們對世界的探索將永無止盡,而這一切探索,也將返諸我們自身。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T.S. E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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