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颜色

跳出北京，才能書寫北京，而香港與北京間特殊的張力，或許決定了它是中國最適合讓人“看見北京”的所在。
選 凝
首先要承認的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而選擇了千里之外生活的北京人，我一直抗拒閱讀以北京為大背景的當代小說。這種抗拒的本能或許只是：不願面對。北京並不適合用“鄉情”去掛在心上，它太“中心”，承載了太多象徵太多南來北往的野心。更悲哀的是，讀到別人書寫的北京時，我往往狐疑：這是他們用眼耳髮膚身心所感受所觸及的北京嗎？那怎麼我卻從中找不到分毫同“我的北京”有關的記憶線索？
所以某種程度上，《紅與灰》帶給我的閱讀經驗並非始於作品本身，而是作者這個人——不是我同這位叫昆吾的作者多熟稔，正相反，即使讀完《紅與灰》近一年後的這個當下，我們都素未謀面。只知他曾在北京住過十幾年，現已移居美國——類似經歷當然不出奇，真正讓我產生興趣的其實是：他開始動筆寫這部小說的地點是香港——幾年前短暫逗留香港時，昆吾在香港這座氣質與北京截然不同的城市，找到了書寫“他的北京”的感覺。
這種表述，在第一時間擊中了我。那是一種同時在京港兩地居住過的人才懂的微妙：香港和北京，地理與心理距離南轅北轍，當你身處香港高度有序的生活內容中，回過頭去觀看和思考北京的問題，反而更直接、清醒、抵達本質。很多原本模糊的意象、難以把握的言詞、並不具象的省思，會下意識地在腦海中獲得整理並落成文字——跳出北京，才能書寫北京，而香港與北京間特殊的張力，或許決定了它是中國最適合讓人“看見北京”的所在。
昆吾後來回到北京工作，中斷寫作，所以他的小說直到去美國後才完成。去年秋天，《紅與灰》剛在臺灣出版時，朋友寄來電子檔，我只用了兩個晚上就在kindle上讀完。作為一部處女作，它雖不至於讓人驚為天人，但短短十萬字，卻將某種我備感熟悉的北京的肌理，點觸成形。
今年春天，紐約公共圖書館把《紅與灰》選進月度中文推薦好書榜，相比同月上榜的李碧華電影小說《離奇》，《紅與灰》的質地更敏感——因為這部關於北京的城市文學，沒避忌北京的政治底色。但其實敏感在今天中國的語境裡又很過時：還有什麼話題人們在公開或私下場合沒討論過呢？“文革”？左右論爭？
奧運前夕，外地青年蕭鳴重回他曾度過大學時代的北京，他一直牽念大學時的女神芷琪。芷琪則是依附權力、在體制中謀取位置的女子，她一方面野心勃勃，另一方面內心又有寂寥難當的空洞，要靠放縱情欲填平。但如果將《紅與灰》當成一部影射京城政商學界的光譜，這兩個靈魂人物，又只是小說裡權與利羅織的大網上的兩顆棋子。就像任何個體，無論有多高遠的理想抱負，身處政治關係層層疊壓的北京，都會很渺小。作者昆吾喜歡韓國電影，並刻意從中借鑒了懸疑的講述方式，他用一個很典型的暗室陰謀去推進故事，表達出在利益關係裡，沒有永遠的既得利益者，敵友隨時可以洗牌，只有利益本身，始終引人著魔，甘願被操縱。
主角之外的配角就不只渺小，而且悲劇。昆吾敏銳地將現實中的若干形象分別投射在不同角色身上，每個人都可以代表某種群體——女孩佩瓊，身上有許多北漂女孩的影子，見到書生就動心，寧願餓肚子也要活得自由；用激烈方式去展開對抗的憤青方炬，骨子裡是“紅衛兵上身”，他自以為穿越了時光隧道，將自己代入“文革”時“紅三司”造反派的角色裡想去替“歷史”伸張正義，最終下場卻最慘。而到了張瑨這個人物身上，就不難看出作者對自由派公知形象的諷刺，張瑨和書中有紅色背景的周阿姨有過一次品茗交談，當時他講了這樣一番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反對暴民政治的自由主義者，我覺得關鍵是……需要達成和解。兩邊各讓一步……”如果你讀過2012年初的“韓三篇”，一定會覺得這腔調裡有種微妙的熟悉。
於是你發現，北京是骨架，是底色，昆吾真正想寫的仍然是所有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內心繞不開的糾結：該怎樣在當下，處理對自由的理想和渴求？而把這種劇烈困惑放在北京的大背景下，更具有高度現實感。昆吾在小說裡所勾畫出的不同階層，在北京幾乎都能找到原型——不只紅二代，和永遠蒙著一層“灰撲撲”顏色看不真確面孔的大眾，更有一邊依附於權力，一邊對權力充滿怨氣矛盾求存的角色。故事裡的秦廣，想透過誘惑征服芷琪這樣一個女人，實現內心超拔於某個階層之上的欲求。這種扭曲心理不難讓人聯想到郭美美：女人有時候可以成為男人實現野心、獲得進入另一個階層許可的象徵，但大多時當然只是犧牲品。不過有趣的是，昆吾筆下的女性並不是被動的“被犧牲”形象，相反她們遠比男性更強悍有力。
《紅與灰》裡最大的boss周阿姨，身上有“文革”的影子，當年曾批鬥老師。這雖是個虛構人物，卻跟現實有驚人巧合，小說出版不久，就有了今年年初那單宋彬彬為老師被折磨致死而道歉的新聞。故事裡周阿姨的道歉，只是權宜之計，而現實中當年受迫害的老師家屬則認為宋彬彬缺乏誠意。實際上，重述“文革”記憶這條線索，昆吾用了不少筆墨。小說裡的故事發生在2007年那個各方即將有所作為的時間點上，而崇尚集體主義、呼喚新精神領袖的周阿姨，也有很明顯的映照。這個高深莫測的“周阿姨”能量遍及京城政商學界，守舊的內心裡始終有個充滿鬥爭的江湖。
而令我感到《紅與灰》裡的北京與“我的北京”契合微妙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小說中的“時間點”：奧運前夕的中國在平靜表像之下，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的震盪等一系列大事蓄勢待發，而小說中提到的刪減版《色•戒》，也是那段暗湧時光中我個人“私記憶”的重要座標。“女人太感性，容易戲假情真”的討論隨著李安電影的走紅，一夕成為那些日子裡文藝青年戀戀不捨的話題。但昆吾的女主角芷琪其實又不是個感性的女人，她的力量在於蛻變：自主蛻變。
其實整部《紅與灰》中有十九世紀俄羅斯小說的悲愴氛圍，所以不難看出昆吾心底有濃厚的古典情懷。他所塑造出的芷琪，在一定程度上摹仿了《日瓦戈醫生》的女主人公拉拉。都是少女時期受辱，但與拉拉純粹女神形象的不同是，芷琪經歷了思想轉變的過程。最初她思想正統、相信中國需要精神領袖，因而汲汲營營依附主流向上爬。這個人物其實很容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代名校女生身上找到原型，她們充滿自信和野心，相信自己能在經濟發展的主流中找到生命目標。
多少有些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芷琪，對權力（以及受辱於權力）的情感線索是一邊拒斥一邊依賴乃至依附，所以她的情欲身份與政治身份一直都很分裂。但到小說末尾，她發現自己不過是顆微不足道的棋子，憑著記憶她彈起電影《日瓦戈醫生》的主題曲《拉拉之歌》，神情專注而憂傷，仿佛和拉拉一樣置身無邊無際的冰天雪地中……絕望徹骨，才終能告別對權力的依賴。於是她不再期待精神領袖、不再奢望有救世主來讓自己仰慕，她選擇離開北京加入青海的NGO。她的改變是個體的、私人的、平凡無聲的，卻可能也是作者為自身困惑所找到的唯一答案：身在中國社會的我們，只能選擇做平民英雄。
男主角蕭鳴，則儼然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他受過西化教育，有改革的理想，對現實諸般不滿，卻流於紙上談兵，缺少改變社會的行動。最終他在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之間選擇了後者，這也是他重獲幸福的唯一可能。他選擇離開北京這個政治的心臟，為自己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也畫上句號。於是，故事講到最後，變成一場告別儀式——所有曾對北京心懷熱望的人都懂得這告別的另一層含義是告別天真，從此懂得自我承擔。
北京的問題，在於它總會令你錯覺在這裡勢必“天生我材”大施拳腳，它讓你錯覺自己的重要性。但真相是，理想是理想，北京是北京。這裡只是一種假像，它最終只會教人變本加厲看清自身的懦弱、微不足道與無所作為。
那麼改變的起點可以從哪裡開始？昆吾選擇了向許鞍華的《千言萬語》致敬。他懂得那部電影裡所講的“示威的無用”——你一日不入建制，你就什麼都不是。但一旦入了建制，最初投身社會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同樣會臣服於“身不由己”，且他們本就是精英立場，並承擔不起“拯救民眾”的重任。其實我們永遠無需糾結“有什麼用”這樣的大命題，也不必用知識份子離地的天真，把拯救時代的責任往身上一肩扛。人沒有那麼偉大，任何一個個體，能做的都只不過是做好自己，再像《千言萬語》裡的甘神父那樣，用自己的方式堅持把愛與希望帶給別人。
我們的時代有太多高聲呼喊、滿嘴理想與口號的人，卻太少實實在在做事情、無私傳遞善意與精神力量的平民英雄——因為“平民英雄”永遠被隱沒在暗處，沒有光環，默默無聞，但其實他們才有資格說自己是一直在堅持理想的“理想主義者”。
談到“紅”的複雜性，中國人最能意會。但在“紅與灰”的歌詞裡，“紅”並不只是淺層的政治隱喻，更象徵了漸漸弱化的理想主義，這也正是當今國內草根新左派希望的一種“革命理想”。但作者讓憤青方炬穿著標有過去符號的T恤而死，間接表達了他的個人態度。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並未完全治癒歷史留下的隱痛，而“理想復辟”的激進方式同樣不能拯救混沌。如果永遠在期待下一個“精神領袖”帶來的拯救，那麼仍然沒有拯救。事實是沒有救世主，也沒有哪個個體能擔當整個集體的命運，能照亮這個社會的，唯有每個人都甘願去做“平民英雄”。
昆吾相信，平民英雄是中國社會的希望。他和他書裡的主角一樣告別了北京。但我更相信，透過《紅與灰》，他告別的是自己天真年代裡虛浮的理想主義冀望，從今往後，腳踏實地地去活去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