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閨房上學校：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

以往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讓女性就學率一起無法獲得提升，再加上重男輕女的想法，讓女人的地位始終居於男人之下，直到台灣被日本佔領，開啟了一波對於提升女性受教育的趨勢，才讓女人的地位開始逐步追上男人，而《走出閨房上學校：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一書，正是以圖像、數據和時代軸來說明，日治時期台灣妹子們的學校生活是如何讓她們開拓了眼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也讓她們擁有經濟自主的工作能力。

遙想過往，日治時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歷史軌跡，真正置身其中的人，是我們的祖父母輩，他們有的人很幸運能夠接受日本教育長大，而有的人因為家中覺得女人不該受教育，讓很多女孩必須從小為家裡分擔農務、照顧不斷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等到這群女孩長大後，她們之中文盲比率依然很高，可她們依舊嫁人生子，並趕上女人受教育的風潮，讓她們的後代不用再走著她們的路，可以知識和工作能力，來養活自己。

讀過不少台灣史，對於日據時代的事件，多以抗爭事件和台灣子弟為日本出征國外居多，很少有人會針對女人在日據時代的生活做一個歷史記錄的留在，這次閱讀本書，從書中獲知許多活在日期時期的少女們的學校生活，但比較可惜的是，本書裡的「我的少女時代」只聚焦在雲林、嘉義的女子公學校。

日據時期版本的「我的少女時代」，是普遍是由日方政府推行的政策，他們開啟女子公學校，讓已屆學齡的少女們，離開家中的閨房，上學去讀書，瞭解這個世界上，還有除了家庭以外的天空，當時她們的學習環境，考量到男女有別的關係，讓女子公學校獨立出來，甚至有學校考慮到女學生的安全，還進行預地校園換地行動，為的是讓女學生可以安心上下學，但女子公學校也沒有一直只招收女生，後來也引進男生就讀，只是異類總是比較引人注目，也容易被霸淩，像書中就有一名敘述者男人，回憶起進入女校生活的情況，只記得被學姐們霸淩的經驗，可見不管是那個時代的學校生活，似乎都無法擺脫這種被人霸淩的事，但我們的現況社會又比那時的環境複雜，除了無解的學校霸淩事件一再上演外，還新增網路霸淩事件。

清代的教育，女子無才便是德，誤了多少的女性擁有成長的機會，而自從日本殖民後，這樣的觀念被日本政府不認同，他們創建了專為台灣女囝仔設定的女子公學校，可是女孩就學率仍然比不上男孩，這在書中P37昭和8年與昭和10年全台灣地區與北港街學齡、就學數及就學率可以看出。

祖母級的少女時代離開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框架，卻也進入一個著重於成為賢妻良母的養成教育，她們的學習和校園生活一點也不遜色於現代，她們離開閨房進入校園後，日式校園生活裡一定有的修學旅行，當然也沒有在她們的生活裡缺席，像北港女子公學校在昭和2年(1927)11/16-19，學校日籍訓導喜舍場永盛帶領高年級生約40名前往台南、高雄、屏東等地進行修學旅行；昭和6年(1931)11/7由台籍訓導陳向陽等老師帶領一至四年級學生，共240名，前往嘉義做修學旅行，參訪嘉義市博物館、神社、公園及台灣美術展覽會，並於當天午後五點鐘返校；昭和8年(1933)由日籍訓導柳澤信子帶領補習生50年前往阿里山修學旅行三天。

至於日據時代的妹子們學習的內容則以烹飪、裁縫、家事、國語(日語)、體操音樂、打字練習、數學、日式插花等等的課程，讓這群女性畢業後，即使不求職，也能勝任主婦職務，像作者就分享她的外婆(P136)是一名十八般武藝精通的人物，外婆能夠飛針走線地縫補破損衣物、下一刻從廚房端出美食佳餚，讓做為孩子的作者問外婆是從那裡學到這些技藝，外婆總是說都是學校教的呀，直到作者外婆病逝，在整理外婆遺物裡，發現一本《昭和18年嘉義家政女學校卒業紀念寫真帖》，看見裡面也留有外婆荳蔻年華的身影，才瞭解原來外婆都是從嘉義家政女學校學會的，但日據時代的校園生活，不完全為了把她們養成賢妻良母，同時她們也曾穿上上衣為日式衣服，穿著大長黑裙去用薙刀去練習相互砍殺，來強化她們的體能和增強她們的防衛性，那時候台灣唯一的薙刀教師森美惠子，是日本本島之外唯一的一名薙刀教師任職於台北市第二高等女學校。

等到日據時代晚期，嘉義家政女學校與愛國婦人會互為結盟(P141)，成了愛國少女團，主要工作是前往戰死異鄉軍人家中焚香祭拜、贈白衣勇士花束、市葬已故勇士，招待軍隊並協助清洗其衣物、替戰死者舉行慰問儀式，也需要到火車站迎接戰死軍人的骨灰，還要手持日本國旗歡迎他們為國捐軀凱旋歸來。

簡單說，這是一本讓我們可以瞭解日據時代「少女時代」的校園生活記錄，透過學校的歷史記錄和被訪問者的回憶，去拼湊出一個嘉義、雲林的女子教育發展史。

本文原載於「蒼野之鷹」部落格（http://www.starryeagle.com/blog/post/47621724），原標題〈4★不錯【台灣史地，日據時期】--《走出閨房上學校：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蔡元隆，黃雅芳〉，已獲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