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全套5冊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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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論今的絕世之作

上海淪陷區的重要文史期刊,內容紮實,名家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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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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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薦

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蔡登山

在上海淪陷時期,他一手創刊《古今》雜誌,網羅諸多文士撰稿,使《古今》成為東南地區最暢銷也最具有份量的文史刊物,他就是朱樸(字樸之,號樸園,亦號省齋)。他在《古今》創刊號寫有〈四十自述〉一文,根據該篇自述及後來寫的〈樸園隨譚〉、〈記蔚藍書店〉,我們知道他生於一九○二年,是江蘇無錫縣景雲鄉全旺鎮人。全旺鎮在無錫的東北,距元處士倪雲林的墓址芙蓉山約有五里之遙,居民大都以耕農為生,讀書的不過寥寥一二家而已。而朱樸卻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父親述珊公為名畫家,他本來希望朱樸能傳其衣鉢,但看到他臨習《芥子園畫譜》臨得一塌糊塗,認為不堪造就,遂放棄了初衷。朱樸七歲入小學,成績不壞。十歲以後由鄉間到城裡,進著名的東林書院(高等小學),因得當時國文教授龔伯威先生的特別賞識,對於國文一門,進步最快。高小畢業後,他赴吳江中學讀書,不到一年轉入輔仁中學就讀。一年後,考入吳淞中國公學商科。一九二二年夏季從中國公學畢業,本想籌借一千元赴美留學,結果到處碰壁,不克如願。後來承楊端六先生的厚意,介紹他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社任編輯,那時他年僅二十一歲。當時的《東方雜誌》社共有四位編輯:錢經宇、胡愈之、黃幼雄、張梓生。錢經宇是總編輯;胡愈之專事譯文兼寫關於國際的時事述評(他用的筆名是「化魯」);黃幼雄襄助胡愈之做同一性質的工作;張梓生專寫關於國內的時事述評。朱樸進去之後,錢經宇要他每期主編「評論之評論」欄,兼寫關於經濟財政金融一類的時事述評。社址是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的二樓一間大房間,與《教育雜誌》社、《小說月報》社、《婦女雜誌》社、《民鐸雜誌》社同一房間。朱樸說:「那時候的《教育雜誌》社有李石岑(兼《民鐸雜誌》)和周予同;《小說月報》社有鄭振鐸;《婦女雜誌》社有章錫琛和周建人;此外還有各雜誌的校對等共有一二十人之多;濟濟蹌蹌,十分熱鬧。……當時在我們那一間大編輯室裡,以我的年紀為最輕,頗有翩翩少年的丰采。鄭振鐸那時也還不失天真,好像一個大孩子,時時和我談笑。他和他的夫人高女士在一品香結婚的那天,請嚴既澄與我二人為男儐相,我記得那天大家在一起所攝的一張照片,好像現在還保存在我無錫鄉間的老家裡呢。」
在《東方雜誌》做了一年多的編輯,經由衛聽濤(渤)的介紹,朱樸到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華帳房任職。當時華經理(即買辦)是金拱北(城),是有名的畫家,所以賓主之間,亦頗相得。
一九二六年夏,他辭去北京麥加利銀行職務,應友人潘公展、張廷灝之招,任上海特別市政府農工商局合作事業指導員之職。後因友人余井塘之介紹得識陳果夫,朱樸說:「陳先生對於合作事業頗為熱心,因見我對於合作理論有相當研究,遂於十七年(一九二八)夏以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的名義,派我赴歐洲調查合作運動,於是渴望多年的出國之志,方始得償。當我出國的時候,我開始對於政治感到無限的興趣和希望。那時國民黨有所謂左派與右派之分,左派領袖是汪精衛先生,右派領袖是蔣介石先生。我對於汪先生一向有莫大的信仰,我認為孫先生逝世後祇有汪先生才是唯一的繼承者。那時汪先生正隱居在法國,我在赴歐的旅途中,旦夕打算怎樣能夠追隨汪先生為黨國而奮鬥。」於是到了巴黎幾個月後,朱樸先認識林柏生,之後又經過幾個月,才由林柏生介紹晉謁汪精衛,那是在曾仲鳴的寓所。
在巴黎期間,朱樸除數度拜謁合作導師季特教授(Prof.Charles Gide)暨參觀各合作組織外,並一度赴倫敦參觀國際合作聯盟會及各大合作組織,復一度赴日內瓦參觀國際勞工局的合作部,得識該部主任福古博士(Dr. Facquet)及幫辦哥侖朋氏(M. Colombain),相與過從,獲益不少。一九二九年春,陳公博由國內來巴黎,經汪精衛介紹,朱樸初識陳公博。後來並陪他到倫敦去遊歷,兩星期後陳公博離英他去,朱樸則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聽講。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朱樸奉汪精衛之命返回香港,到港的時候正值張發奎率師號稱三萬,由湖南南下,會同桂軍李宗仁部總共約六萬人,從廣西分路向廣州進攻,「張、桂軍」當時亟須奪取廣州來擴充勢力,準備同蔣介石分家,割據華南。不料後來因軍械不濟的緣故,事敗垂成。
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說:「我和省齋相識最久,遠在一九二九年在倫敦就時相見面,但沒有什麼交情。一九三○年我從英國回上海一轉,在十四姊家中又和他相值,原來那時候他正避難在租界裡,住在我姊姊處。那天他還約了史沬特萊女士來吃茶,我和她談了兩個多鐘頭。」對此朱樸在〈人生幾何〉一文補充說道:「至於伯雨所說的關於史沬特萊女士一節倒是的確的,而且非常之秘密,因為她那時正寓居於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西的一層公寓內,我們不但是『打倒獨裁』的同志,並且是好抽香煙好喝咖啡的同志。所以,我常常是她寓所裡的座上客,我一到她那裡她總是親手煮咖啡給我喝的。那時候她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來往非常親密,她曾屢次說要為我介紹,可是因為不久我就離開上海到香港來了,卒未如願。」
這次倒蔣的軍事行動雖未成功,但汪精衛並不灰心,他頗注意於宣傳工作,遂命林柏生、陳克文、朱樸三人創辦《南華日報》於香港,林柏生為社長,陳克文與朱樸為副社長。朱樸說:「當時我與柏生、克文互相規定每人每星期各寫社論兩篇並值夜兩天,工作相當辛勞。所幸編輯部內人才濟濟,得力不少,如馮節、趙慕儒、許力求等,現在俱已嶄露頭角,有聲於時。那時候汪先生也在香港,有時候也有文字在《南華日報》上發表,所以這一個時期《南華日報》的社論,博得讀者熱烈的歡迎。還有副刊也頗為精彩,尤其是署名『曼昭』的〈南社詩話〉一文,陸續登載,最獲一般讀者的佳評與讚賞。」
一九三○年夏,汪精衛應閻錫山及馮玉祥的邀請到北平召開擴大會議,朱樸亦追隨同往,任海外部秘書。同時並與曾仲鳴合辦《蔚藍畫報》於北平,頗獲當時平津文藝界的好評。同年冬,汪精衛赴山西,朱樸奉命重返香港。道經上海時,因中國公學同學好友孫寒冰的夫人之介紹,認識了沈瑞英女士。一九三一年春,汪精衛赴廣州主持非常會議,朱樸被任為文化事業委員會委員。寧粵雙方代表在上海開和平會議,朱樸事先奉汪精衛命赴上海辦理宣傳事宜。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與沈瑞英於上海結婚。兩年間留滬時間居多,雖掛著行政院參議、農村復興委員會專門委員、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等名義,但實際上並沒做什麼事。
一九三四年六月,朱樸奉汪精衛之命,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特派考察歐洲農業合作事宜的名義出國。朱樸說:「汪先生因該會經費不充,所以再給我一個駐丹麥使館秘書的職務。我赴歐後先到倫敦,適張向華(發奎)將軍亦在那裡,闊別多年,暢敘至歡。數日後我隨他到荷蘭去遊覽。後來,張將軍離歐赴美,我即經由德國赴丹麥。我在丹麥三、四個月,普遍參觀了丹麥全國的各種合作事業,所得印象之深,無以復加。」一九三六年,張發奎在浙江江山新就閩、贛、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之職,來函相招。於是朱樸以一介書生,乃勉入戎幕。
一九三七年春,他奉汪精衛命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土地專門委員再兼襄上海《中華日報》筆政。同年「八‧一三」事變發生,朱樸奉林柏生命重返香港主持《南華日報》筆政。不久,林柏生亦由滬來港。一九三八年春節樊仲雲也由滬到港,隨即在皇后大道「華人行」七樓租房兩間,開辦「蔚藍書店」。「蔚藍書店」其實並不是一所書店,它乃是「國際編譯社」的外幕。而「國際編譯社」直屬於「藝文研究會」,該會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其次是陶希聖。「國際編譯社」事實上乃是「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負責者為林柏生,後來梅思平亦奉命到港參加,於是外界遂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朱樸為「蔚藍書店」的四大金剛。其中林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梅思平主編國際叢書,樊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朱樸則主編國際通訊。助編者有張百高、胡蘭成、薛典曾、龍大均、連士升、杜衡、林一新、劉石克等人。「國際編譯社」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國際叢書由商務印書館承印,預計一年出六十種,編輯委員除梅思平為主編外,尚有周鯁生、李聖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滄波、樊仲雲、朱樸等。當時所謂「四大金剛」,他們除了本店的職務外,尚兼有其他職務。如林柏生為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南華日報》社長;梅思平為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樊仲雲為《星島日報》總主筆;朱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發表「豔電」,於是和平運動立即展開。朱樸被派秘密赴滬,從事宣傳工作,經一兩個月的籌備,和平運動上海方面的第一種刊物《時代文選》於次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汪偽中國國民黨在上海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朱樸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復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同年八月至九月間,接辦上海《國際晚報》(後因工部局借故撤銷登記證而被迫停刊。)十月一日創辦《時代晚報》,由梅思平任董事長,到一九四○年九月一日才遷到南京出版。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其組織機構仍用國民政府的組織形式,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兼代主席。此時朱樸被任為交通部政務次長。先是中央黨部也將他調任為組織部副部長。五月二十六日中國合作學會在南京成立,朱樸被推為理事長。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朱樸的夫人在上海病逝;同年十月十六日長子榮昌亦歿於青島。一年之中喪妻喪子,給他以沉重的打擊,萬念俱灰之下,他先後辭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交通部政務次長的職務,僅擔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一類的閒職。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樸在上海創辦了《古今》雜誌,他在〈《古今》一年〉文中說:「回憶去年此時,正值我的愛兒殤亡之後,我因中心哀痛,不能自已,遂決定試辦這一個小小刊物,想勉強作為精神的排遣。」他又在〈滿城風雨話古今〉文中說:「有一天,忽然闊別多年的陶亢德兄來訪,談及目前國內出版界之冷寂,慫恿我出來放一聲大砲。自惟平生一無所長,只有對出版事業略有些微經驗,且正值精神一無所託之際,遂不加考慮,立即答應。」他在〈發刊辭〉中說:「我們這個刊物的宗旨,顧名思義,極為明顯。自古至今,不論是英雄豪傑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販夫走卒也好,只要其生平事蹟有異乎尋常不很平凡之處,我們都極願盡量搜羅獻諸於今日及日後的讀者之前。我們的目的在於彰事實、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獨人物一門而已,他如天文地理,禽獸草木,金石書畫,詩詞歌賦諸類,凡是有其特殊的價值可以記述的,本刊也將兼收並蓄,樂為刊登。總之,本刊是包羅萬象、無所不容的。」
《古今》從第一期到第八期是月刊,到第九期改為半月刊,十六開本,每期四十頁左右。朱樸在〈《古今》兩年〉文中說:「當《古今》最初創刊的時候,那種因陋就簡的情形決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既無編輯部,更無營業部,根本就沒有所謂『社址』。那時事實上的編輯者和撰稿者只有三個人,一是不佞本人,其餘兩位即陶亢德周黎庵兩君而已。創刊號中一共只有十四篇文章,我個人寫了四篇,亢德兩篇,黎庵兩篇,竟占了總數之大半;其他如校對、排樣、發行,甚至跑印刷所郵政局等類的瑣屑工作,也都由我們三人親任其勞,實行『同艱』『共苦』的精神。……那種情形一直賡續到十個月之後才在亞爾培路二號找到了社址(這是承金雄白先生的厚意而讓與的),於是所謂的『古今社』者才名副其實的正式辦起公來。」《古今》從第三期開始由曾經編輯過《宇宙風乙刊》的周黎庵任主編(其實是從籌備開始,只是沒公開掛名而已。),朱樸說:「我與黎庵沒有一天不到社中工作,不論風雨寒暑,從未間斷。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生平對於任何事務向來比較冷淡並不感覺十分興趣的,可是對於《古今》,則剛剛相反,一年多來如果偶而因事離滬不克到社小坐的話,則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周黎庵在〈《古今》兩年〉文中說:「我編《古今》有一個方針,便是善不與人同,戰後作家星散,在上海的只有這幾個人。雖然他們的文章寫得好,但因為每一家雜誌都可以有他們的作品,便算不得名貴了,於是《古今》便開發北方……每期總刊載幾篇北方名家的作品,北方開發成功之後,我覺得還不足以維持《古今》獨有的風格,近期更有碩果僅存的珍貴史料和大江南北無與抗手的書畫刊載,可以說是《古今》特殊的貢獻。」
經過朱樸、周黎庵的努力邀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古今》夏季特大號(第二十七、二十八合刊)的封面上開列了一個「本刊執筆人」的名單: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梁鴻志、周作人、江康瓠、趙叔雍、樊仲雲、吳翼公、瞿兌之、謝剛主、謝興堯、徐凌霄、徐一士、沈啟无、紀果庵、周越然、龍沐勛、文載道、柳雨生、袁殊、金梁、金雄白、諸青來、陳乃乾、陳寥士、鄭秉珊、予且、蘇青、楊鴻烈、沈爾喬、何海鳴、胡詠唐、楊靜盦、朱劍心、邱艾簡、陳旭輪、錢希平、陳耿民、何戡、白銜、病叟、南冠、陳亨德、李宣倜、周樂山、張素民、左筆、楊蔭深、魯昔達、童家祥、許季木、默庵、靜塵、許斐、書生、小魯、方密、何淑、周幼海、余牧、吳詠、陶亢德、周黎庵、朱樸。
在這份六十五人的名單中,除南冠、吳詠、默庵、何戡、魯昔達是同屬黃裳一人外,可謂名家雲集。其中以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梁鴻志、江亢虎、趙叔雍、樊仲雲等為首,顯示出《古今》與汪偽政權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學者李相銀在《上海淪陷時期文學期刊研究》書中,就指出:「無論是汪精衛的『故人故事』,還是周佛海的『奮鬥歷程』,無不是在訴說自己的輝煌過去。……作為民族國家的罪人,他們與日本侵略者媾和並將此視為『豐功偉業』大肆吹噓,不過是為自己荒謬的言行尋找『合法』的外衣而已。其實他們又何嘗不知此舉早為世人所不齒,必將等來歷史的審判。他們焦慮不安的內心充滿了對於『末日』的恐懼,除了借助於文字聊以排遣之外,還能有何良策呢?就此而言,《古今》無疑成了他們『遣愁寄情』的最佳言說空間,《古今》的文學追求也因此被『政治化』。」而舊派文人和學者如吳翼公、瞿兌之、周越然、龍榆生、謝剛主、謝興堯、徐凌霄、徐一士、陳旭輪、陳乃乾等人佔了相當的比重,體現出雜誌的「古」的色彩。這其中有許多是專研掌故之學的,如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之後人―冒鶴亭他的〈孽海花閒話〉在《古今》第四十一期起連載九期;而晚清大學士瞿鴻機之子瞿兌之出身宰輔門第,故舊世交遍天下,是民國筆記小說的重要代表人物;徐一士出身晚清名門世家,與兄徐凌霄均治清代掌故,所著《凌霄一士隨筆》與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並稱為「三大掌故名著」。謝剛主原名謝國楨,是明史專家;謝興堯則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他對《水滸傳》作者的考證,從胡適考證的遺漏之處入手,認為《水滸傳》最根本的問題是作者問題,發幽探微,溯古追今,既有史實,又有史識。而周越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是無人不知的大藏書家,其書室名為「言言齋」,於一九三二年毀於「一‧二八」之役,但他並不因此而稍挫,他移居西摩路(今陝西北路),繼續廣事搜購,不數年又復坐擁書城。他偏嗜禁書,寫有〈西洋的性書與淫書〉等文。陳乃乾則早年從事古舊書業經營,所經眼的版本書籍特別多,撰著了不少有關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專著,並在《古今》上發表了許多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學術文章。
紀果庵在《古今》第三十期(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海上纪行〉一文,談到他們在朱樸的「樸園」雅集的情況:「次日上午我先到黎庵兄處會齊,往樸園,老樹濃蔭,蟬聲搖曳,殊為人海中不易覓到的靜區。樸園主人前在京時曾見過一面,但未接談,這番重見到他清癯的面容,與具有隱士嘯傲之感的風格,不覺未言已使我心折。我常想晉宋之交,有栗里詩人,與遠公點綴了美麗的廬山,五斗米雖不能使他折腰,而我輩卻呻吟於六斗之下(公務員配給米以六斗為限),古今世變,還是相去有間的,然如樸園之集,固亦大不易得,並非我輩『群賢畢至』,良以濁世可以談談的機會與心情太不容吾人日日如此耳。亢德已至,因有他約,先去。隨後來的有矍鑠的周越然先生,推了光頂風趣益可撩人的予且先生,丰度翩翩的文載道柳雨生二兄,和我最喜歡讀其文字的蘇青小姐,樊仲雲先生則最後至,於是談話馬上熱鬧起來,予且先生在抄寫樸園主人的八字預備一展君平手段,越翁則談到方九霞劫案,載道大說其墨索公辭職的新聞,聲宏而氣昂,蘇青小姐只有在一邊微笑,用小型扇子不住的扇著。我這個北方大漢,插在裏邊,殊有不調和之感,只好聽著似懂不懂的上海話,一面欣賞吳湖帆送給樸園主人的對聯,(聯曰:顧視清高氣深穩,文章彪炳光陸離。)和書架上的書籍,大部是清代筆記掌故和清印的書帖之屬,主人脾胃,可睹一斑,其與吾輩相近,亦頗顯然也。時主人持出《扇面萃珍》一冊,與黎庵討論《古今》封面材料,此集乃廉南湖小萬柳堂所藏,均明清珍品。主人因談到吳芝瑛女士的字,據云乃是捉刀,余亦久有所聞,而不如主人所知之證據確鑿。飯已擺好,我竟僭越的被推首席,可惜自己不能飲酒,白白辜負主人及黎庵的相勸之意。老餮既飽,本該『遠颺』,(昔人喻流寇云,『饑則來歸,飽則遠颺。』)奈外面紛傳,馬路將要戒嚴,『下雨天留客』,適有饋主人以西瓜者,不免益使老餮堅其不去之心。西瓜吃畢,蘇青女士的文章來了,她掏出小巧精緻的紀念冊,定要樊公題字,樊公未有以應,叫我先寫幾句,我只得馬馬虎虎,塗鴉一番,大意好像是發揮定公詩:『避席畏聞―著書都為―』數語的意思,未免平凡得很。主人堅執請樊公執筆,樊公索詞於我,我忽然說:『您寫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罷。』樊公未作可否,我已竟感到荊公此語,太露鋒芒,豈唯對樊公不適,即給人題字,亦復欠佳,乃急轉語鋒曰:隨便寫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好了,不是蘇青小姐的文章大可『千古』嗎?樊公乃提筆一揮而就。三點了,不好意思再坐下去,於是告辭了雅潔的樸園……」
對於《古今》的創辦,上海電影製片廠離休老幹部、上海作家協會會員沈鵬年在《行雲流水記往》一書中另有一說,他云:「朱樸畢竟出身於書畫世家,深知『國寶』級的兩宋古書畫的價值。而當時號稱『前漢』(汪精衛屬『後漢』)的大漢奸梁鴻志家藏兩宋古書畫,他覬覦之心,無時或已。便以《古今》約稿為名,頻頻登門訪梁。」梁鴻志出身閩侯望族,曾祖父梁章鉅,號茝林,官至江蘇巡撫,是嘉道間名震朝野的收藏家,外祖林壽圖,號歐齋,工書畫及詩詞。梁鴻志早年結識北洋皖系大紅人、安福系王揖唐,王賞識梁鴻志的詩才,拉其入安福國會任財務副主任,梁鴻志因此搜刮了不少安福俱樂部的公款,後來王揖唐又舉薦梁鴻志任段祺瑞秘書。段歸隱上海,梁就用安福系的巨額贓款也在上海置花園洋房一所,並以祖傳宋代古玩三十三件(一說是兩宋蘇東坡、黃山谷、米南宮、董源、巨然、李唐等書畫名家真跡三十三種),名其居曰「三十三宋齋」。沈鵬年認為這些國寶級的珍藏,不能不令朱樸為之咋舌。因此朱樸在《古今》創刊時,就約得梁鴻志的文章〈爰居閣脞談〉並將其排在首篇,足見其是別有用心的。
後來朱樸更因此得識了梁鴻志的長女,沈鵬年說:「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朱樸要周黎庵陪伴同去鑑賞。至梁宅適主人外出,由其女梁文若招待。這就是朱樸致文若第一封『情書』中所說『兩年多以前曾經多少友好的熱心介紹,始終未能謀面,而這一次竟於無意之間一見傾心』的這一次。朱樸致文若信中寫道:『我因精神無所寄託遂創辦《古今》以強自排遣,卻不料無形中竟因此獲得了你的重視和青睞。』『在茫茫塵海之中能夠獲得你,可說不虛此生了。』從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兩年的苦心追求,文若小姐下嫁朱樸,朱樸成為梁鴻志的『乘龍快婿』。『三十三宋齋』的『肥水』也能分得『一杯羹』。他創辦《古今》的目的初步得逞。」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時,朱樸與梁文若結婚,證婚人原定周佛海,後來因周佛海有事不克前來,改為梅思平主持。據參與盛會的文載道說,新郎著藍袍玄褂,新娘則僅御紅色旗袍,不冠紗也不穿高跟鞋,有許多人頗讚美這種儀式之儉樸而莊嚴。因為梁鴻志與朱樸交友廣闊,因此賀客盈門,有冒鶴亭、趙時棡(叔孺)、譚澤闓、吳湖帆、龔心釗(懷西)、林灝深(朗谿)、夏敬觀、劉翰怡、廖恩燾、顏惠慶、張一鵬、鄭洪年、朱履龢、聞蘭亭、諸青來、李拔可、嚴家熾等名人。另文化界來的有:趙正平、樊仲雲、周化人;新聞界有:金雄白、陳彬龢、袁殊、鄭鴻彥、許力求;銀行界有:馮耿光、周作民、李思浩、葉扶霄、錢大櫆、盧澗泉、張慰如、吳蘊齋;軍警界有:唐蟒、蕭叔宣、張國元、唐生明、臧卓、熊劍東、蘇成德、林之江等;女賓到的有周佛海夫人楊淑慧,陳公博夫人李勵莊,前「標準美人」現唐生明夫人徐來,以及繆斌、任援道、梅思平、丁默邨的夫人等。還有兩位是朱履龢、李祖虞夫人,都是崑曲的名手。更難得的是京劇大師梅蘭芳也來了。文載道說:「聽說這次爰居閣主(案:梁鴻志)贈與樸園(案:朱樸)的覿禮,也不是世俗的金錢飾物,而是最合樸園愛好的金石古玩。計有宋哥孳水盂全座,漢玉一枚,乾隆仿宋玉兔朝元硯一方,精品雞血章成對。」
朱樸在〈樸園日記―甲申銷夏鱗爪錄〉文中說:「(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到《古今》社,鶴老送贈《梁節庵遺詩》一冊,盛意可感。《古今》第五十三期出版,封面刊登孫邦瑞君所貽鄭蘇戡之『含毫不意驚風雨,論世真能鑒古代』一聯,頗為大方。……八月二十三日,上午赴中行,與震老閒談時事,感慨良多。下午與文若赴爰居閣,邀外舅(案:梁鴻志)同往孫邦瑞處觀畫。今日所觀者有沈石田畫二卷,董香光畫軸及冊頁各一件,王煙客冊頁九幀,惲南田畫一卷,皆精品。石谷二卷俱係中華時代之力作,頗為外舅所讚美。……邦瑞富收藏,今日因時間匆促,不克飽鑒為憾,異日當約湖帆再往訪之。」孫邦瑞是民國著名書畫收藏家,他與吳湖帆交誼甚篤,且結通家之好,所收藏名跡多經吳湖帆鑑定並題跋。沈鵬年說:「據說孫邦瑞家藏的精品經梁、朱『鑒賞』以後,梁、朱用『金條』為誘餌,反覆談判,威嚇利誘,被掠奪而去……類此者何止孫氏一家?這就是朱樸之用《古今》為幌子,先瞄上梁家『三十三宋齋』,然後再網羅海上著名收藏家的珍品,這就是他辦《古今》最終的真正目的。……朱樸通過《古今》人財兩得,名利雙收。把《古今》停刊以後,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後去『香港買賣書畫』。」
一九四四年十月《古今》在出版第五十七期後停刊,朱樸離開滬寧的政治圈,他以平民身份幽居北平,以賞玩字畫為樂事。他在〈憶知堂老人〉文中說:「一九四四年《古今》休刊後我舉家遷居北京,到後即往拜訪。」又在〈多難祇成雙鬢改〉文中說:「甲申之冬,余北遊燕都,知堂老人邀讌苦茶庵,陪座者僅張東蓀、王古魯。席間,余出紙索書,主人酒餘揮毫,為集陸放翁句『多難祇成雙鬢改,浮名不作一錢看』十四字相貽,感慨遙深,實獲我心。聯旁並附小跋曰:『樸園先生屬書小聯,余未曾學書,平日寫字東倒西歪,俗語所謂如蟹爬者是也。此只可塗抹村塾敗壁,豈能寫在朱絲欄上耶?惟重雅意,集吾鄉放翁句勉寫此十四字,殊不成樣子,樸園先生幸無見笑也。民國甲申除夕周作人』虛懷若谷,讀之愧然。」
朱樸在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有論者說他在抗戰勝利前就到香港是不確的。除了他自己在〈人生幾何〉文中說:「我由北京來港是一九四七年,並非一九四八年。」外,香港《大人》、《大成》雜誌創辦人沈葦窗也說:「一九四七年,省齋將來香港,湖帆曾有意同行,於是時常晤面,磋商行止。湖帆有煙霞癖,因此舉棋不定,省齋先於四七年冬來港,我到港後和他時時飲茶,談次總要提起湖帆,認為南張北溥,先後到了海外,若湖帆到港,便成三國鼎峙之局,海外畫壇那就更加熱鬧了!」。
名作家董橋在《故事》一書中說:「朱省齋名樸,字樸之,無錫人,我一九七○年年尾在香港報上讀到他去世的消息。他早歲浮沉政海,中年後來香港買賣書畫,與張大千、吳湖帆友善,《星島日報》社長林靄民請過他編《人物週刊》。省齋與張大千五十年代在香港過從甚密,也許還不斷有過書畫上的買賣。」張大千「《歸牧圖》題識提到的蘇東坡《石恪維摩贊》,大千竟然又是靠朱省齋奔走買進來的。此《贊》曾經由省齋的外舅梁鴻志收藏,四十年代末期忽然在香港為省齋發現,立即轉告大千,大千願意傾囊以迎,懇求省齋力為介說;幾經磋商,卒為所得。」一九五○年朱樸和譚敬「同寓香港思豪酒店。一天,譚敬忽遭覆車之禍,身涉訴訟,急於用錢,打算出讓全部藏品。那時張大千正在印度大吉嶺避暑,省齋馳書通報,大千立刻回電說:『山谷伏波神祠詩卷,弟寤寐求之者已二十餘年,務懇代為竭力設法,以償所願!』省齋接電話後幾經周折,終於成事。」
沈葦窗在〈朱省齋傷心超覽樓〉文中說:「我草創《大人》雜誌,省齋每期為我寫稿,更提供許多書畫資料。那時,省齋在王寬誠的寫字樓供職,薪水甚少,但有一間寫字間卻很大,他每天下午到那裡去轉一轉,看看西報,主要的工作是為王寬誠鑑定書畫。因此,他於一九五七、一九六○都回過上海,又到北京,而在最後一次他回香港經過深圳之時,卻遇見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從此,他就不敢再北上了。原來省齋到北京,遇見瞿兌之,瞿家有一件齊白石的山水畫長卷,是他家的一段故事,名為《超覽樓禊集圖》……兌之晚年,境遇不佳,省齋卻對此卷念念不忘,因之和兌之磋商,以人民幣四百元讓到手上,……省齋得此畫後,十分得意,已在畫右下角,鈐上陳巨來為他刻的『朱省齋書畫記』印章,並在北京覓人攝影。不料在返港之際,在深圳遇見虎而冠者,從行李中搜出此物,認為盜竊國寶,罪無可綰,幾欲繩之於法。幸得長袖善舞最近在港逝世之某君為之緩頰,方保無事。省齋告我,當時心膽俱裂,確實有此情景,畫件當然沒收,後來再沒有下落了!省齋當年曾說,此件到港可值萬金以上,如今看來,十百倍都不止,而省齋從此得怔忡之疾,一九七○年十二月九日歿於九龍寓邸,享年六十有九。」
朱省齋十幾年來先後出版《省齋讀畫記》、《書畫隨筆》、《海外所見名畫錄》、《畫人畫事》、《藝苑談往》五本專談書畫的書籍。他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省齋讀畫記》〈弁言〉中說:「作者並不能畫,惟嗜此則甚於一切。十餘年前在滬常與吳湖帆先生相往還,初得其趣;近年在港,隨張大千先生遊,朝夕過從,獲益更多。竊謂本書之作,雖未敢媲美《江村銷夏錄》、《庚子銷夏記》等名著,但對於同好之士,或能勉供參考之一助也。」他在《藝苑談往》〈引言〉中又說:「雖然文不足取,但是所謂敝帚自珍,覺得也還有其出版之價值。尤其書中如〈石濤繁川春遠圖始末記〉、〈董北苑瀟湘圖始末記〉、〈關於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的故事〉、〈黃山谷伏波神祠詩畫卷始末記〉諸篇,其中所述,雖不敢自詡謂鄙人『獨得之秘』,但因都曾經身預其事,知之較切,自非如一般途聽道說,摭人唾餘者之可比。」
與朱樸有數十年友誼的金雄白說:「在香港二十餘年中,他已成為中國古代文物的鑑賞專家。以他的天賦聰明,兼得他丈人長樂梁眾異氏之指點,又因先後與吳湖帆、張大千交遊,耳濡目染之餘,又寖饋於此,乃卓然有成。近來他的著作中,也十九屬於談論古今的書畫人物,遠至美國,每遇珍品,輒先央其作最後的鑑定,以為取捨之標準。」而對於書畫之鑑定,朱樸寫有一長文〈論書畫賞鑑之不易〉,他認為賞鑑者,乃是一種極專門又極深奧的學問,普通一般的書畫家不一定也是賞鑑家,而所謂收藏家者,更不一定就是賞鑑家。余恩鑅在其《藏拙軒珍賞目》序文說:「近來市肆家變幻百出,遇名畫與題跋分裂為二,每有畫真跋假,以畫掩字;畫假跋真,以字掩畫。又有前朝無名氏畫,妄填姓名;或因收藏家以印章題跋為證據,依樣雕刻,照本描摹。直幅則列滿邊額,橫卷則排綴首尾,類皆前朝印璽名人款識,施之贋本。而俗眼不察,至以燕石為瓊瑤,下駟為駿骨,冀得厚資而質之。」因此朱樸最後總結說:「賞鑑是一件難事,而書畫的賞鑑則尤是難事之難事,應該是萬古不磨之論。董其昌有言曰:『宋元名畫,一幅百金;鑑定稍訛,輒收贋本。翰墨之事,談何容易!』真是一點也不錯。」

簡介

《古今》創刊於1942年3月,止於1944年10月,共57期。初為月刊,每期40頁左右。第九期起改為半月刊每期32頁左右。是上海淪陷後出版的第一種文學期刊。
由朱樸創辦,周黎庵、陶亢德先後任編輯。作家群為一時之選,橫跨南北、京海兩派,有散文大家、有掌故大家、有汪偽文人。重要者如北方的周作人、沈啟无、徐凌霄、徐一士、瞿兌之、大小二謝(謝國楨、謝興堯),南方的周越然、龍沐勛、文載道、柳雨生、陳乃乾、紀果庵、潘予且、張愛玲、蘇青(馮和儀)、陶亢德等。還有用了許多筆名,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黃裳。當然還有一批汪偽文人,如: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梁鴻志、趙叔雍、樊仲雲、金雄白等等,可謂名家雲集。
《古今》的內容多為人物掌故、風土人情、文獻考據、史實記錄之類的隨筆及小品文,其風格皆為雋永沖淡,側重知識性、趣味性與學術性,是名副其實的「言志」散文。在四十年代上海淪陷區是一種獨異的存在,也難怪當時一紙風行。

作者簡介

朱樸,字樸之,號樸園,晚號省齋,為《古今》雜誌主辦人。朱樸於清末光緒壬寅(1901年)出身於無錫「書香門第」,父親為一名畫家。在一貫追隨汪精衛的生涯中,先後出任南京汪偽政府的「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乃至「交通部政務次長」、「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等要職,且當時與周佛海、梅思平等皆交誼不淺,號為「至友」;又得梁鴻志賞識,由此結識並獲梁女芳心,再娶為妻。因此,抗戰勝利前夕,隨著《古今》的關張,他也遠離上海,一度北上之後,最終落腳香港,憑藉其素有嗜好的書畫鑒賞一道,周旋於張大千、譚敬等名流藏家之間,以鑒藏自賞遣日,並有《省齋讀畫記》、《書畫隨筆》、《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畫人畫事》、《藝苑談往》等,在香港等地先後成書刊行,197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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