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视域下的诗学辨认——梁枫诗作管窥 (张丹)

2020-09-05 at 07:31   發表人:梁楓
七寸帖

七寸帖

  • 作者 / 梁楓
  • 出版社 / 獵海人
  • 出版日期 / 2020-09
  • ISBN / 9789869884174
  • 定價 / NT$ 300
  • 優惠價 / NT$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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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视域下的诗学辨认——梁枫诗作管窥

张丹

在梁枫的诗作里,我们遭遇了几个现代诗歌的基本命题,即诗学与诗在诗中的关系;在此设定下,诗如何通过诗学的眼光所创设的空间,联结了爱与世界;以及,何以如此。

就诗学与诗在诗中的关系这一问题而言,诗学在广义上指向了文学哲学,在狭义上则指向诗歌理论。就诗学的狭义一面而言,这一问题本可以以“元诗”这一术语带过,但笔者之所以尽量地对这一命题进行一种描述性地呈现,正是因为从广义的指向来看,笔者在梁枫的诗歌中发现了其明显超出元诗这一术语的部分。在梁枫诗中,即便元诗,也超出了元诗的本意,即以诗论诗,诗人写作带有明显的诗学色彩的诗歌,目的却并不在于理解诗为何物,而在于理解诗的功用,而这已经指向了广义的文学哲学的范畴。我们还是由诗说起。在其《七寸帖》一诗中,“一首诗嵌入严丝合缝的生活\它必须扁平而锋利\必须屈身、附身、甚至委身于不相干的事物\它几乎是旖旎的\像蛇行者即将被命中的七寸\它柔若无骨\须盘桓回转,才得方寸处容身\针尖上的刺绣,麦芒上的露水。”这是诗人给予诗存在之形态的一个描述,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诗,是一件从不可能中生成可能性的事情。诗是艰难的。因此写作诗歌,是一份尤为苦心的营造:“为这些转瞬即逝的事物耗尽了毕生气力\惟四壁垂直,头顶明月高悬如孤胆\我们踮起脚尖,经年累月游走于城墙内的钢丝\从不谈论各自心尖儿上的刺。”这种营造则并非为了完成一首诗,而是指向了别的目的:“全凭这首诗,走漏给人世\些许风声。”诗人苦心营造一首几乎是不可能的诗歌,其目的在于,向人世走漏些许风声。这里,这首诗便跃出了探讨诗为何的问题,而是指向了诗何为。我们据此反复地想,诗的写就,是为了走漏出风声。诗仅仅是走漏风声,而不是全盘托出。风声指示了什么?

另一首《编年史》向《七寸贴》的“风声”提供了理解的背景和同样的隐喻性疑问。诗中的编年史无疑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编年史,充斥着“一元性的时间”“匀速前进”“随机之美”“故事点点皆碎片”,这样的表述,设定了诗人书写的现代性背景。线性时间以及在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意识中,旧有时-空的定位功能被削平,带来精神的扁平化和价值的去中心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诗做什么?我们可以在此看出诗人的诗学出发点——“苦苦寻找那根缺席的\打通因果的脊柱”。这里脊柱指向本体(或本质),诗人作诗旨在寻找这一本质性的物。本质则处于缺席的状态,但正是由于其缺席(不可能),才有了吃力地寻找这一堂吉诃德式的冒险行为。诗人的诗作这时就表现出十足的对抗姿态,其对抗的对象乃是虚无,路径是歌唱。按海德格尔之说,诗歌的本意乃是歌唱,歌唱的本意乃是对话。诗人歌唱,是为了建立与世界和他者的联系,再进而返还自身,重新理解生命。

带着这一背景,我们回到《七寸帖》中,风声指示了什么?风声指示的是既在诗中,又超出了诗的那些因素。是那些通过否定进而实现肯定的因素。否定诗的可能,因而肯定作诗;否定诗到自身为止,肯定诗对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这些因素实际上关系到了现代诗人写作诗歌的使命,或者说,关系到了我们在理解现代诗歌时,实际上想要理解什么的问题。阿兰·巴迪欧在其《哲学宣言》一书中,为哲学存在设置了四个前提,分别是数元、诗、政治创造和爱。 这几个前提自哲学发生之初便一直规约着哲学的判断。按照他的辨认,哲学的对现代进行确认路径这样的,伽利略事件将无限带入数之中,法国大革命则将历史-政治带入了共存的可能性中,然后是诗,通过尼采与海德格尔反柏拉图的反作用回归前苏格拉底时期,对思想起源进行翻新。作为被设置为哲学存在前提之一的诗歌,在现代世界变得实际上更为重要了,诗与哲学在现代的切近与缝合,保证了两者的存在和价值。“在今天,思想处在诗人的前提限定之下。” 也即是说,在诗人那里,保留了让思想反转的前提条件,保留了对存在的追问(而非存在本身)。因而,这一要走漏的风声,正在于此,它之所以不是全盘托出,乃是因为其要托出的存在业已终结,而诗人通过走漏风声,保留了对存在的追问。
我们刚才所做的工作是对梁枫诗歌的现代性及诗学性做出基本的梳理和建构。这种梳理和建构无疑带着浓重的伦理色彩,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她的诗作放在伦理视域中去考察,即诗如何通过诗学的眼光所创设的空间,联结了爱-世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谈中,认为诗人应当博爱。她的理解中,博爱并非什么都爱的意思,而是一种爱世界的能力和方法。这种能力与方法应该成为诗人的基本素养。因此博爱即是爱,同时将爱的对象指向了世界,在指向世界之时,爱又回到了自身。诗人强调博爱,其实是在强调其与世界沟通建立联系的方式。现代世界的要旨是主体。主体在现代的过分膨胀,实际上阻断了人与世界、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联系。孤独感与隔绝感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在此意义上诗人强调博爱,便具有了更新更深,也更有拯救色彩的意味。然而在具体的思路上,梁枫的博爱路径回溯到了中国古人在主体与物之间发明的两种关系:感物、格物。感物言志,格物致知。是古人爱世界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在古典诗歌中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慰藉系统。我们当然可以在现代意义上去重新发掘其新意。如其在《中秋失物帖》一诗中所表现的对物的新的感受和认识那样,物质虽然不灭,但“物质却有\缓慢的挣脱,和\瞬间的逃亡”;又如在《在米兰观达芬奇壁画<最后的晚餐>》一诗中,物质性的画作,让诗人站入了真理的无蔽空间,从犹大的行止中,读出了“纸里包不住火的瞬间\坏人来不及掩饰,竟忽然单纯如处子的瞬间”;再如《闯入室内的蜻蜓》中,“她(蜻蜓)纤薄的翅膀扑棱着,不肯止息\搅动人内心细碎遥远的悲伤,像一切\“前途光明,脚下无路”的困境。如果没有博爱的信念和实践、没有对世界的细致入微关切,以及透过这种关切与自我的交互,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诗句从何地产生。

梁枫提供给我们另一种思路,即古典诗学提供的那种慰藉系统,我们如何将其加以发挥运用于现代诗歌。诗之所以在,恰恰是因为人的生存对诗的基本需求。生物据其繁殖的方式可以被分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类。无性繁殖的生命的生产在于细胞分裂和自我复制,一个生命便涵盖了全体。人类的生命产生属于有性繁殖,相对于无性繁殖的复制性和可替代性,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偶然的,不可替代的,非连续性的,而且还注定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生命,偶然来世,不可替代,都决定了人的生命是孤独的。如何让如此孤独的生命不至于立即就在精神上绝望或死亡,诗的敞开和交流就从这里进入了。而自从宗教和祭祀所具有的沟通天地-人心的安慰能力在现代社会隐匿之后,诗对人心的沟通功能便只能越来越重要。也是在此意义上,阿多诺把现代艺术的功能称为受难。现在的世界也许的确正面临着一个界点,有学者称之为现代性的临界点,跨过这个界点,人和人的心灵或许就能重新相联,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而这种交流和沟通的功能,也是诗最古老的功能之一,例如:诗可以群,或像《荷马史诗》向希腊人提供生存范式。

有了诗学(对诗的理解),有了对世界(他者/异质)的爱,诗人之诗才得以终于返回到自身。带着透彻的否定性,诗人重新理解个我生命。在《悬壶记》中,疾病与修辞之间的象征性关系被揭示(肉体之痛与修辞之美原本密不可分)。疾病给人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身体状况和审察世界的视角,疾病要求耐心,等待康复,这实际上跟文学艺术给人提供的内容和要求有象征性地相似。诗人还从中发现了时间流逝的物质化形态:匀速的点滴。这也成了修辞上的隐喻。在这里,我们又想起了前面所说的诗学与诗在诗中的关系问题,写诗是否需要诗学,这是老生常谈,但并没有太多人致力于清楚地去谈论这个问题。梁枫的诗歌写作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启示,即创作当然需要理论的自律,这并不是说诗人要去学习多少理论,掌握多少知识,而是一个诗人不可能在写诗的同时,却完全不去思考诗是什么,该如何写,而当诗人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思考理论领域的事了。而且诗人对诗的理解,一定制约着诗人之诗的面貌。这种理解,就是诗人的诗学。因此,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一定对写诗这一行为本身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解,从而才能保证其美学的品格。诗学的眼光始终介入梁枫的诗歌之中,保证着其对自身美学的反思与建构。而令人讶异的是,这中诗学眼光的临在并未损伤梁枫的诗之美。

与此同时,梁枫在诗歌中的诗学自觉和对诗歌沟通理解功能的尊重,还通达了这样一个层面,即与同行间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形式是多样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意中达成的。梁枫的交流更多历时性地指向了诗人所偏爱的过去和经典,很可能正是这些互文的做法,让梁枫的诗学和诗歌得以不断地深入。在《前身忆》一诗中,说话者将自己想象为不同年代及地域的人,描绘那一变革时期的生存与生活,再回到作为诗人的当下,认领诗歌;在《庞德译李白:误读之美》中,诗人则将美国现代诗人庞德在其诗作中对中国唐代诗人李白一系列诗作的误读作为这首诗歌的材料,完成了一次中国当代诗人对这些误读的再辨认,误读之下,其实有相当程度的本质相似,虽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了现代与古代的鸿沟,但诗人生命的处境和使命并非全然迥异。

米沃什在其文集《站在人这边》的开篇有言:我在此——而每一个人也都在某个“此”的位置上——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试图沟通彼此。通过伦理视域,我们接近了梁枫诗歌的基本特征,得以在她的诗作中辨认现代诗的特征,理解诗学与创作之间可能达到的和谐状态,并看见了诗人的具体写作在博爱的向度、与世界取得沟通联系的向度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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