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中國

以文學寫歷史，向來是許多小說家最喜歡也最有使命的創作理念。讀者常常能夠看到以小人物的故事描寫大時代的起伏轉折，以小見大的書寫模式，說起來並不使人陌生。潘宙的《船上的人》（2014）承續前一本小說《烽火越南》（2016）共同都有個「越南大時代小說集」的副標題，可以看見潘宙以此主題貫穿全書的企圖與動機。

偷渡潮在《烽火越南》的〈有一年除夕〉、〈江湖〉都曾描述；不同於前作的差別，潘宙在《船上的人》對於偷渡潮的故事，利用了不同的敘述方式、不同的故事片段、不同的家戶、場景，各自拼湊出一個大時代的動盪與不安：當時偷渡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想離開的人，首先必須有一定的積蓄，換成美金打通關（〈天台〉）。常常沒有辦法全家都出去，能夠上船的，還必須面臨檢緝、海盜（〈綠豆冰〉）、海難（〈血一樣的晚霞〉、〈紅毛丹〉）。如果順利遠渡重洋，會先在難民營滯留數個月不定──當然家人會等候出門的家人來信（〈紅毛丹〉、〈有一年除夕〉）－－，然後才等候機會前往其他國家定居。這些偷渡的越華，背負著家人的期盼，能夠給滯留越南的家人提供經濟上的資源（〈我們的城市〉、〈來孩兒〉）。

用不同的形式反覆拼湊歷史的圖景，是潘宙的小說一個聰明的書寫策略。一方面可以構築約略的輪廓，另一方面保持了各篇不同的主題，避免高度重複的題材可能會帶來的疲乏或黏膩－－正如〈江湖〉所言：「有關偷渡的故事已經被寫濫了，投奔怒海的悲情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已不能令讀者感動」（《烽火越南》頁34。）－－說起來，面對大歷史的故事寫作，潘宙的〈橫槊江山〉也曾以六萬字的篇幅處理越南近代的政治紛亂。但相較之下，無論在人物刻劃、情節安排、敘述節奏等各方面，都不如其他短篇小說來的精采深刻。

以文學書寫歷史或許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在故事中反覆申說（俏皮一點，可說成另一種「偷渡」）文學觀，反而是潘宙小說非常值得觀察的面向。〈橫槊江山〉的革命黨人幾乎都是從文藝社團出身，情節發展中他們不時也會對於文學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人主張先寫歷史再寫小說，但也有人意識到，緊貼和著歷史而創造的文學，時過境遷便失去了支撐其為文學的力量。到了《船上的人》幾乎就以〈老五〉一篇為代表，老五是一位小說家，作品常常發表於港台，「打進了主流市場」，但是老五總是偷渡不成，故事的結尾給了提出了異想：「我忽然有個奇怪的想法，這大概就是他屢次偷渡都無功而返的原因了，他要是無驚無險順利偷渡成功了，又怎能寫出那些小說呢？（頁116）」

國家不幸詩家幸，文學家的使命或許不在於能夠創造出一篇又一篇滿足讀者美感需求與想像的文藝作品，而是期盼著「一篇篇小說記錄外人難以知悉的暫時生活型態，戰後更慌亂不安、更不為外人所知的一切，也需要透過文學作品中實地記錄下來」（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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