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能數十年如一日的爬梳兒童文學史料,為後人研究奠下重要根基的研究者,除了邱各容之外,幾乎不作第二人想。 過年間至今總算把邱各容《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讀完,這是一部聚焦日治時期,探索宇井生、西岡英夫、吉川精馬等在台日人大量兒童文學創作與活動行跡,以及整理張耀堂等台灣作家零星見諸報刊的兒童文學創作或評論,匯整出「臺灣文學與兒童文學同歌同行」、「臺灣新文學與臺灣兒童文學同源分流」的觀察,這是研究文學史的研究者必須建構的史觀;而此史觀的建立,應該徹底摧毀過去台灣兒童文學史研究總是只注意1945年後發展的淺陋。 西方文學史理論極重要的「布拉格學派」第二代學者伏迪契卡(Felix Vodička)在《文學史:其問題與工作》文中曾提出文學史家要做的四件互相關聯的工作是: 1.在研究某一個時期的文學史時,要重建當日的文學基準(literary norm)及文學規條(literary requirements); 2.重整當時的文學現象,找出經常被評論的作品以及當時文學價值的等級體系(hierachy of literary values); 3.研究個別作品(包括過去與當代)的「具體化情況」(actualization); 4.作品在文學的與非文學的範圍內的效應(effect) 若以伏迪契卡的觀點來檢視《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我絕對肯定邱先生下的苦功與聯結,史料文獻的掌握亦詳實;不過在第3點上對作品的「具體化情況」的書寫,則「認識」多於「感知」;在第四點上則牽涉到讀者接受等外緣問題。雖說有不足,但我認為不需要把這些不足的地方拿來放大批評,畢竟任何一部文學史著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倒是我們後來的研究者要從這些不足的縫隙中找靈感,將來才能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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