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十講:詞學大師龍沐勛的最後講義

  • 作者 / 龍沐勛原著;蔡登山主編
  •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 2017-10
  • ISBN / 9789869525138
  • 定價 / NT$ 420
  • 優惠價 / NT$ 332 (優惠期限至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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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龍沐勛自傳✕文史專家蔡登山導讀】


本書特色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詞學大師龍沐勛的最後講稿
●現存版本中罕有收錄龍沐勛自傳之版本,並由文史專家蔡登山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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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蔡登山

說到龍沐勛,詞學的愛好者幾無人不知。他的《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以及《唐宋詞格律》數十年風行海內外,歷久不衰。龍沐勛從黃季剛、陳石遺學詩,從朱祖謀(彊邨)修音韻學和詩詞。先後在上海暨南大學、上海音樂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等校任教授。自一九二九年開始撰寫詞學論文,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重點著眼於唐宋詞,奠定了現代詞學研究的基礎。還有《唐宋詩學概論》、《唐宋詞格律》、《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詞學十講》、《風雨龍吟室叢稿》、《東坡樂府箋》,皆為詩詞界矚目之作。其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
龍沐勛(一九○二―一九六六),又名元亮,字榆生,號忍寒。出生於江西萬載。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稱龍七。生平愛竹,四十歲後又自署籜公。父龍賡言是光緒庚寅恩科(一八九○年)進士,和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同榜,後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兩袖清風。母親楊玉蘭是其繼室,生子女四人,在龍沐勛五歲時就去世。由於生母早逝,童年的龍沐勛「溫飽學習無人關心,因而身體瘦弱,性情孤僻;十歲前,只在鐘祥、隨州唸過一年多初小,在家鄉讀過一年蒙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里,在家鄉創辦集義小學,龍沐勛在〈苜蓿生涯過廿年〉的回憶文章(以下所引,皆此文,不再註明)中說:「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做了那所學校裡的基本隊伍……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的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沒有不能成誦的,方才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鑑》,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星期之內,定要做兩次文章。……單說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後,便可洋洋灑灑的提起筆來,寫上一篇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
高小畢業後,龍沐勛並沒有再進任何學校。他說:「我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抱著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黃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黃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音韻學》、《文心雕龍札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這是無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黃先生看,黃先生加了一些獎誘的好評,寄還給我,並且答應幫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後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黃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脫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為供給三個子姪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銷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
一九二一年春,大病初癒後,受新思潮影響,開始不安於封閉落後的江西,於是由堂兄沐光介紹,前往武昌從黃侃(季剛)學習聲韻、文字及詞章之學,邊在黃侃家中教其次子念田讀《論語》。他說:「黃先生除聲韻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於做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後來到上海,得著朱彊邨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黃先生觸發的。」
一九二三年春,龍沐勛將妻兒安置在九江丈人陳古漁家中,然後他隻身到上海,開始他執教四方的生涯。首先由同鄉郭一岑之介紹,到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的神州女學教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但因他不諳吳語,教了一個多月,就還給教務主任謝六逸去兼了。他回到武昌去看黃侃,因黃侃之介任教於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但僅三個月就辭職,率妻兒返鄉過年。
龍沐勛說:「我回家不到幾天,忽然接著上海轉來的電報,說有一位朋友張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也就是當時所謂黃門四大金剛之一。……要我到廈門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去,代他的課。……我毫不躊躇的,又動了遠遊之念了。登時回了一個電報,答應下來。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辭了老父,別了妻子,冒著大風雪,獨自一個人坐著山轎,走了兩天,到萍鄉搭火車,轉到武昌,順流東下,經過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紹信,換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廈門去。」同年秋天,龍沐勛被聘為集美學校中學部正式教員。在這段期間他還不斷地認真學習,他說:「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時間,除掉一心一意的教書改文外,―我做專任教員,只教兩班國文,每週擔任教課十二小時,隔一週作文一次,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就是跑到圖書館去借書來看。我這時感覺我的常識太缺乏了,就是在國學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樣深的造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尋求新的知識,把時人的作品,不拘新舊,以及翻譯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等,涉獵了許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學習外國語,以致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書籍。聽到人家說,讀東文比較容易,我就特地買了不少的日本書,請同事黃開繩先生―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後來染了肺病死了!―來教我讀了兩三個月,因為黃先生吐血,不便打擾他做這義務教師,這事就中途而廢了,我至今還引為大憾!」
當時詩壇老將陳石遺(衍)在廈門大學任國文系主任,龍沐勛說:「那時我在集美教過的學生邱立,已經升入廈大,從他老先生去受業了。我反而由學生的介紹,拿點詩給他老先生看,他說我的絕句很近楊誠齋。……我這纔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錯,也就備了些贄儀,向他碰了頭,拜在他的門下。從這以後,我常常渡海到廈大去,向石遺先生領教―他給我論詩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滬南遊嶺表,在海舶中遺失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因陳石遺的介紹,出任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講師,教各體文。又因陳石遺的介紹,得以拜謁詩詞大家夏敬觀(吷庵)。他說:「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贈給我。先後見過了陳散原、鄭蘇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髮、李拔可、張菊生、高夢旦、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我不管他們是新派舊派,總是虛心去請教,所以大家對我的印象,都還不錯。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著密圈,批上一篇叫人興奮的句子,蘇翁比較嚴格些,我只送三四首詩給他看,只吃著二十八個密圈子。我因為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的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邨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我總是趁著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裡,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時候填了新詞,也把稿子給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謝不敢,他說:『這個何妨,你說得對,我就依著你改,說得不對,也是無損於我的』。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動到不可言說了!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詞學的方針,教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忘的。」
龍沐勛一九三○年在上海曾與「旅滬詞流如番禺潘蘭史(飛聲)、寧鄉程子大(頌方)、歙縣洪澤丞(汝闓)、吳興林鐵尊(鯤翔)、如皋冒鶴亭(廣生)、新建夏劍丞(敬觀)、湘潭袁伯夔(思亮)、番禺葉玉虎(恭綽)、吳縣吳湖帆、義寧陳彥通(方恪)、閩縣黃公渚等二十餘人約結『漚社』,月課一詞以相切磋,共推先生(朱彊邨)為盟主」,當時龍沐勛「年最少,與先生往還最密。屢欲執贄為弟子,而先生謙讓未遑也。先生嘗語予:『生平不敢抗顏為人師。除任廣東學政時所得士例稱門生外,不曾接受談詞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請,即為轉介於臨桂況蕙風(周頤)。』」(見〈彊邨晚歲詞稿跋〉)。
對於朱彊邨,龍沐勛又說:「在他老先生臨歿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變。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館子叫知味觀的,喫了一頓便飯,說了許多傷心語。後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硃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並且託夏吷庵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邨授硯圖〉(案:一九三一年十月繪),他還親眼看到。」朱彊邨是希望龍沐勛傳其衣缽。龍沐勛於一九三二年又請吳湖帆繪「授硯廬圖」,是為第二幅。又請陳散原作《受硯廬圖題記》,並乞夏閏枝、張孟劬、邵瑞彭等詞人題詞,懸之書宅中,雨夕燈窗,治詞學時,恒從其吸取精神力量,終身服膺彊邨詞學而不倦。龍沐勛說:「我從他下世之後(案:朱彊邨歿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邊,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帶』。後來就在音樂院(案: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裡,費了幾個月的功夫,把它親手校錄完竣。同時得著汪先生(案:汪精衛)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遺書》。我和汪先生的關係,也是從這個因緣來的。」
汪精衛在一九○一年應廣州府試第一,因深受當時廣東學政朱彊邨及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賞識,所以汪精衛一直對朱彊邨持弟子禮。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從南京行政院寫信給上海的龍沐勛,函曰:

榆生先生惠鑑:
奉誦手書並大著,佩仰兼至。
彊邨師葬事未竣,至用掛懷。弟與右任先生談及,尚無定議。如彊邨師在日曾營生壙,則誠宜尊其遺志。未可擅作紛更。世變方殷,妥靈宜早。誠如尊論。如窀穸有期,尚祈示知。俾得稍盡棉力。是所至感。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
弟汪兆銘頓首 七月二十二日

龍沐勛在一九二八年秋冬間,曾應國立音樂院(案:一九二九年九月改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務主任兼代院長蕭友梅(時院長蔡元培)之請,代易孺(大厂)上課,講授詩詞。他以詞與音樂之關係極為密切,宋末始不復被之管弦,歷元明而就衰敝,他試圖就商重振詩樂合一之宏圖於音樂專科學校諸先生,遂不顧兩校相距數十里之遙,毅然前往兼課。從此到一九四○年春,他在該校兼課十二年,也與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據錢仁康的〈龍榆生先生的音樂因緣〉文中說:「榆師在音專教課,十分認真負責。音專同學很少對詩詞發生興趣,榆師循循善誘,培養出了不少能寫詩詞的學生。早期學生劉雪庵就是在榆師栽培下,擅長作詞兼作曲的多才多藝的學生。我也是在榆師的栽培下,粗通寫作詩詞的門徑。……『一•二八』事變後,榆師過閘北舊居,看到閘北一帶被日軍大肆破壞,只剩下斷垣殘壁的淒慘景象,在滿懷悲憤中寫下了〈過閘北舊居〉的歌詞,由劉雪庵同學譜曲,音專聲樂組學生在音樂會上演唱,唱到『斷瓦殘垣,經幾多灰飛彈炸。問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報寧容罷』時,聽眾無不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淞滬抗戰停戰後,榆師到音專上課,見校園裡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龍七』為筆名,寫了〈玫瑰三願〉的歌詞以寄感慨,黃自先生馬上把它譜寫成了一首聲情並茂的藝術歌曲,不僅在當時的音樂會上經常演唱,至今還是許多聲樂家的保留節目。」另外還有李惟寧作曲的〈秋之禮贊〉、〈逍遙遊〉和〈嘉禮樂章〉,以及後來由錢仁康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滄浪吟〉、〈骸骨舞曲〉、〈是這筆桿兒誤了我〉、〈山雞救林火〉、〈一朵鮮花〉、〈梅花曲〉等,優美的歌詞都出自龍沐勛之手。
一九三三年年六月初,曾被魯迅譏諷、指斥過的作家曾今可,會同張資平、胡懷琛等受過魯迅嘲笑的文人,聯絡了黎錦明、傅彥長、張鳳、龍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組織一個文藝漫談會。並於七月一日出版《文藝座談》半月刊第一期,其中刊登白羽遐的〈內山書店小坐記〉,誣陷內山完造是日本偵探,並以此攻擊魯迅。對此,章石承在〈榆師在暨南大學及其後情況之零星回憶〉文中說:「一九三三年六月底,上海無行文人曾今可(案:原文以×××代之)因受魯迅及左翼作家之揭發、批判,不甘失敗,遂組織力量反攻,以《新時代月刊》社名義,邀請文藝界人士、大學文科教授舉行『文藝座談會』,並託人再三邀請暨南大學張鳳教授及榆師出席。孰意曾今可於次日報刊上登載消息,謂出席『文藝座談會』者皆係反攻魯迅及左翼作家機關報《文藝座談》之發起人。榆師對此極為氣憤,晤及中文系曹聚仁教授時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榆師極鄙視曾今可之為人,稱之為墮落文人。曾今可曾以其『解放詞』集〈落花〉寄贈,冀得榆師片言隻語之褒,以為抬高其身分之資本。榆師洞燭其陰謀,置之不理。」
一九三三年下學期暨南大學在國民黨CC系的策動下,發生驅逐校長鄭洪年風潮,在混亂中派來了高等教育司長沈鵬飛以調停為名,接任校長職務。暨南大學在沈鵬飛長校期間,變得十分混亂,黨派鬥爭,益趨白熱化,實已無法維持,一九三五年六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何炳松為國立暨南大學校長。章石承又說:「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學校長,鄭振鐸先生為文學院院長,鄭以榆師多病,遽發表教授一人代理系主任職務。榆師遂憤而辭職,改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任中文系主任兼詞學教學工作。中文系同學聞訊,推代表向校方提出挽留,無效。舉行惜別會,到會八十餘人。先由中文系同學代表致辭,提出校方不以學生學業為重,隨意更換詞壇素負盛名之主任,表示憤慨。繼由榆師講話,感情激動,聲淚俱下,於是師生均大哭。於此可見榆師在學生中之聲望與師生感情之親密。」
龍沐勛說在一九三五年暑假之前,「就接著中山大學的聘書,鄒海濱校長又再三託斠玄(案:陳鐘凡)來函勸駕,說胡先生(案:胡漢民)希望我到那邊去,把中文系辦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歐洲養病。他在郵船上,還不斷的有詩來,說什麼『未能講肆從容話,曾把吳鉤仔細看。真個揚帆滄海去,憑君弟子報平安。』又說:『三月無詩吾豈憊,萬方多故子其南!』他對我的這般熱望,怎叫我不動心呢?」龍沐勛又說:「我自己擔任的課程,仍是文學史,和詞曲這一類。那時中大有一位老詞家陳海綃先生,在那裡教詞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彊邨先生對他的詞,是極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說得太高了,專門對學生講《夢窗詞》,學生不能夠個個瞭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選了些東西,對學生們由淺入深的詳細分析的來講,並且叫他們多多的練習,果然不到半載,就有些成績斐然了!其實我的詞學功夫,和海綃翁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不過談起學生的受用來,我教的比較容易消化些罷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粵桂「西南事變」發生,龍沐勛說:「廣州市內有準備巷戰的謠言,我拗不過妻的主張,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兒女,趁著太古公司的輪船,回到了上海。別的不打緊,這一年多的經濟損失,確有些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八月初,他移居上海極司非爾路康家橋廿一坊二號。他說:「這時各學校都早經開學了,幸虧國立音專的校長蕭先生,仍舊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餘之久,除卻扣去請人代課的鐘點費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給了我,我把它來做了醫藥費。可是一家十餘口的生活費,無法解決。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專六小時的月薪,還不到一百圓,這卻叫我有些著慌。我的老友孫鷹若先生,正在蘇州辦章氏國學講習舍,約我每星期去講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圓的車馬費。……蕭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開學,設法將我改作專任,……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的春夏之間,我還是強扶病體,奔馳於蘇滬和市中心區(那時音專的新校舍建築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帶,……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錢子泉先生(他原是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長,這時和我也是不曾見過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薦給張校長,聘我做專任教授,合之音專,也有每月四百餘圓的收入,家用是勉強敷衍得去了。」錢子泉就是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他將龍沐勛推薦給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
到「八一三」事變爆發,光華的校舍被毀了,音專也自市中心區搬到法租界來,龍沐勛說:「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後來雖然各學校都在租界內租著幾幢小房子,勉強的開了學,可是都為了經費竭蹶,對教授們減時減薪。大家為了迫於饑寒,只好拚命的去謀兼課,我也足足兼了五個學校,每週授課至三十二三小時之多。這五個學校,又是散布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著我那破舊的討飯袋,這邊下了課,立即踏上電車或公共汽車,趕到那邊去,那種可笑的奇形怪狀,確是『罄竹難書』……」當時龍沐勛任教於音專、光華大學、暨大附中、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共計五校。
一九三九年冬,汪精衛派人來探視龍沐勛。據其〈幹部自傳〉(引自張暉著《龍榆生先生年譜》)說:「一九三九年的冬末,汪住在愚園路,從褚民誼處知道我的地址(褚民誼愛唱崑曲,抗戰時留在上海,和音專某些同事常有來往。)就派他的隨從秘書陳允文來看我,說汪很想念我,聽到我身體不好,準備給我一些友誼上的幫助,並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又說:「我是在一九四○年四月中旬,扶病到了南京,參加汪偽組織的。我最初是偽立法院立法委員,還兼任過偽立法院長陳公博的私人秘書(為的是補助我的生活,每月給我津貼三百元,偶然替他寫些應酬文字,不到半年,就辭職了)。」對此,任睦宇在〈悼念龍榆生先生〉文中說:「汪精衛成立偽府,在未徵得同意的情況下,突然宣布了榆生先生為立法委員。後人每以此為榆生先生詬病。據我所知,實有難言之隱。龍師母曾親口告訴我,當這一消息發表,榆生先生非常驚愕,當時渴望與我長談商量,以定去就。而我為了家事,久稽鄉間。榆生先生多夜不能交睫,憂思冥想,終抱萬死不屈之心,存萬一有可為之望,以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便鼓勇嘗試。」
〈幹部自傳〉說:「我到了南京之後,所見所聞,觸目驚心,悲恨交集。我去找陳允文,要求見汪辭職。陳推說汪太忙了,等了一個多月還沒見到。陳一面安慰我一面說:『你現在是沾上了色彩,也就沒法超然了。』我無可奈何,只得忍耐下去。」又說:「我到南京參加為組織之後,我看到偽政府的情形太糟了,那裡談得上爭回權利,拯救人民?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汪,希望他找點好人,培植若干比較有良心的幹部,或者可以減少一些人民的痛苦。可是他並沒有採納我的意見,只是隔了一兩個月,請我去吃一頓飯,談談詩詞。」
龍沐勛的兒子龍廈材在〈記抗日戰爭中幾名書生的一次軍事行動〉文中說:「父親苦悶失望之際,恰值中央大學籌備復校,父親積極參與,七月,汪又委託他籌辦學術性刊物《同聲月刊》,父親全力以赴。九月,南京中央大學開學,父親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他在教材上多選李煜、陶潛、辛棄疾、蘇軾、杜甫、元遺山和顧炎武等人在亡國後或身遭亂離寄懷家國之思的詩文,以啟發同學的仇日情愫。十二月二十日,《同聲月刊》創刊號出版,父親以『俞耿』筆名寫了一篇補白小文〈寒蛩碎語〉,文中談到岳飛的〈小重山〉詞。岳飛主戰非和,難酬其志,因而在詞的下片有『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之歎。父親則為作一轉語:『儘管沒有人聽,我依舊要拼命地彈,好教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有些警覺,何況知音還有呢。』父親就這樣,以很大的勇氣和決心,隱晦曲折地表達他『相信一定還有知音並且等待知音到來』的這一信念。」
龍廈材文中又說到:「一九四二年春,父親給他在上海國立音專的學生錢仁康寫了封信。不久又親自來上海,面告已跟抗日力量取得聯繫,約錢到南京中央大學藝專教音樂,在教學之餘,協助父親做好一些愛國的實際工作。於是,錢更名錢萬選,九月初來到南京,並仍以錢仁康原名為大後方重慶譜寫抗戰歌曲。」對此,錢仁康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回憶說:「……這樣我就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到了南京。榆師果然對我十分信任,一切極端保密的事都告訴我。一九四三年他三次去北平,告訴我是通過張東蓀教授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取得聯繫,商談策反的事。他住在周作人家裡,但周作人全然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一九四三年,榆師介紹我去郝鵬舉家裡教他的女兒彈鋼琴,要我試探郝的思想動向,並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在郝家經常碰到郝鵬舉,在交談中得知他是痛恨日本人的。我又講了一些日軍的暴行和淪陷區人民的血海深仇,激發他的愛國思想。我在郝家教鋼琴大約教了半年。」《同聲月刊》三卷七號(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載有〈水調歌頭•送郝騰霄將軍出任蘇淮特區行政長官〉詞一闋,上片有云:「戲馬台前臨眺,霸氣消沉未久,待子補金甌」,下片有云:「淬礪江東子弟,相率中原豪傑,風雨共綢繆」。都言及策反之事。
後來也參與策反的許寶騤晚年回憶道:「……流光如駛,三十八個年頭匆匆過去了。我現在為紀念民盟四十週年而寫這段史料,屈指數來,五個主要當事人(包括郝鵬舉)之中只有我是僅存的了。嘆逝思舊情難自已,而在這一幕中給我留得印象最深的則是榆生同志,……解放之後,我又到上海,再去訪他。談起前事,他深深致憾於舊友郝騰霄之不能始終其德,言下有一種廢然而嘆的神情,我總想著,像榆生這樣一名騷人詞客,在政治上竟又是這樣大有深心,這大概是我國士大夫傳統的習性,亦可見民族意識入人之深。榆生邃於詞學,是以自傳於後。像上述這段政治生涯,在他或許只是『餘事』,而我則後死有責,不能不書以存其事,亦以見其人。」
一九四三年夏,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離職,由原文學院院長陳柱接任校長,龍沐勛改任文學院院長,任基本國文及詞選課。同時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博物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南京召開,南京偽府指派了六個「代表」參加會議,其中有錢稻孫、龍沐勛、徐公美、周雨人、陶晶孫、張大公。陶晶孫充當會議議長。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龍沐勛因擔心文物轉移中所託非人,因此取消遠行計畫,決定留在南京。這一決定也澈底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命運。抗戰勝利後的十一月八日,國民黨教育部以了解學潮為由「請」走龍沐勛,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移至蘇州獅子口監獄看所所。六月二十六日宣判:「龍沐勛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龍沐勛在獄中給已到臺灣草屯的學生張壽平寫信說:「當愚被誘禁之初,與家人全相隔絕,終日閉居一室(同住二十人,空氣惡劣),雖大小便亦不得自由。幸賴彼中司法科諸君頗相矜愛,恆以提訊為由,延至彼之後院,為講文學。並以酒食相餉,且致藥物,病得稍瘳。彼中於我輩頗表同情,屢有開釋之訊。不料仍為某部人員所構,於去春移解吳門。」又說:「自去秋移禁監獄,得漱玉詞人之照護,當事者稍加優待。因獲略作運動並曝朝陽,飲食起居較有秩序,病體始稍有轉機,並得稍備圖書,專心寫作。內子月一來視,兒輩亦偶爾一來,較在南京及此間看守所,殆有天淵之別矣。然滄桑變化殊不可知,他日能否生出獄門與足下重相把晤,亦正難逆料耳!」信中說「得漱玉詞人之照護」,此「漱玉詞人」乃指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當時她也關在蘇州同一監獄而得享特殊待遇。
是年龍沐勛在獄中又因醫療、飲食不便,引起舊疾胃潰瘍大發,幾度病危。好友夏承燾曾請當時在蘇州高等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後來的女作家琦君)去看他,琦君說:「他的屋子和汪精衛妻子陳璧君隔壁,……待見到龍老師時,他竟骨瘦如柴,雙目深陷,無復當年輕衫飄逸神情。他意外地見到我,劫後重逢,師生雙手緊握,感觸萬千。他看看我帶去的美國貨奶粉說:『你真是雪中送炭了。上海一別,沒想到會在獄中相見。』我期期艾艾地不知說什麼才好,因為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他的錯,還是現實的殘酷,世事的無常呢?」於是經過琦君,還有嚴紀青、汪賢齊等人的努力,龍沐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終獲暫時出獄就醫。嚴紀青在〈我所瞭解的龍沐勳老師〉文中說:「龍師母從同學處得知我南京的熟人較多,於是就找我設法幫忙解決。我不僅出於師生之誼,且較知道他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家庭的困難處境,並非甘心附敵,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於是就想方設法找到兩家與我家有生意來往的布店為之擔保,使老師得以被釋放回家。」
一九四九年初,先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審部館外編審,十一月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纂。一九五○年秋季,文管會成立研究室,龍沐勛改任研究員。一九五一年調任上海市博物館編纂,又改任研究員。一九五二年由陳毅市長安排到上海博物館任資料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八月起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一九五八年五月,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六一年方才脫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因肺炎併發心肌梗塞,病逝。
學者林玫儀談到清代詞學家最受人矚目、且影響最大者,當推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四大家。四家以降,則趙尊嶽上承況氏,龍沐勛上承朱氏,表現最為突出。她並臚列出六點,來推崇龍沐勛在詞學上的貢獻:
一、 繼承朱氏未竟之業,校輯彙印《彊邨遺書》。
二、 編選詞選,有《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唐宋名家詞選》及《唐五代宋詞選》等書,藉以揭示學詞矩範。前二種流傳尤廣,霑溉後學不少。
三、 創辦《詞學季刊》及《同聲月刊》,所載詞學論著,幾乎囊括當時名家之作,導引一時風會,為最重要之詞學刊物。
四、 箋注詞籍,為朱祖謀所校訂編年之《東坡樂府》,進一步作考證箋注,成《東坡樂府箋》一書。
五、 校訂詞學資料,又蒐輯詞學文獻,如對《蘇門四學士詞》、《樵歌》、《徧行堂集詞》及《雲起軒詞》等詞籍進行校訂;又蒐輯整理鄭文焯、陳洵諸家之論詞資料;皆為顯例。且《詞學季刊》及《同聲月刊》中刊登時人詞作,亦有保存當代作品之功。
六、 詞學研究方面,成果更是卓著,如〈詞學源流論〉、〈詞體之演進〉、〈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研究詞學之商榷〉、〈兩宋詞風轉變論〉、〈晚近詞風之轉變〉、〈論常州詞派〉等篇,均為影響深遠之作。其於聲韻音律方面之探求,尤為專詣精到。《唐宋詞格律》、《詞學十講》、《詞曲概論》等書,則深入淺出,洵為入門之重要指引。
林玫儀要言不繁地指出龍沐勛在詞學上的成就,允稱公論。而英年早逝的學者張暉獨力完成《龍榆生先生年譜》一書,對後學者研究龍沐勛生平事蹟,提供把臂入林之功。筆者在拙文中也多所援引,特此致謝。
《詞學十講》是龍沐勛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戲劇學院創作研究班講授詞學課的講稿,此距龍沐勛之去世,不過四年,因此可說是他最後的講稿。龍沐勛之子龍廈材認為:「本書對詞學的各種基本問題,結合具體作品,進行了全面闡述;對許多唐、宋詞名篇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手法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本書是先君晚年的著作,反映了先君在詞學若干方面的最終見解和心得,對詞學研究者和唐、宋詞愛好者都有參考價值。」而當年上海戲劇學院創作研究班的學生徐培均則認為:「《詞學十講》是榆生師畢生治詞心血的結晶。他將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心得與填詞經驗,融會貫通,冶於一爐,從而構成一部獨具特色的學術專著。比之以前所作,在理論上更加概括、更加深刻、更加系統。」
附錄中的〈苜蓿生涯過廿年〉是龍沐勛早年的自傳,原載於《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至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月)。當時他四十二歲,回顧二十二年教書生涯,是篇重要的文章,因此收錄於此。

簡介

「詞不稱『作』而稱『填』,因為它要受聲律的嚴格約束,不像散文可以自由抒寫。它的每一曲調都有固定形式,而這種特殊形式,是經過音樂的陶冶,在句讀和韻位上都得和樂曲的節拍恰相諧會,有它整體的結構,不容任意破壞的。」──龍沐勛

龍沐勛(1902-1966)是二十世紀的中國詞學名家,師承黃侃、陳衍,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本書即是這位詞學大師的最後講稿,共計十講,詳細解析唐宋歌詞的結構語法、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詞曲的演化過程、詞學之原理、詞學重要代表作品淵源與賞析等。書末更附有其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作者簡介

原著/龍沐勛
龍沐勛(1902-1966),字榆生,二十世紀中國詞學名家。師承黃侃、陳衍,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一九四○年擔任汪京衛政府立法委員,後因此遭判刑,在文革遭抄家後去世。知名作品包括《詞曲概論》、《詞學十講》、《中國韻文史》、《唐宋詞格律》等。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與《楊翠喜‧聲色晚清》等十數本著作。

目錄

【目次】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蔡登山 
第一講 唐宋歌詞的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 
第二講 唐人近體詩和曲子詞的演化 
第三講 選調和選韻
第四講 論句度長短與表情關係 
第五講 論韻位安排與表情關係 
第六講 論對偶 
第七講 論結構 
第八講 論四聲陰陽 
第九講 論比興 
第十講 論欣賞和創作 
附錄:龍沐勛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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