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十講：詞學大師龍沐勛的最後講義

【特別收錄龍沐勛自傳✕文史專家蔡登山導讀】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詞學大師龍沐勛的最後講稿
●現存版本中罕有收錄龍沐勛自傳之版本，並由文史專家蔡登山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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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蔡登山

說到龍沐勛，詞學的愛好者幾無人不知。他的《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以及《唐宋詞格律》數十年風行海內外，歷久不衰。龍沐勛從黃季剛、陳石遺學詩，從朱祖謀（彊邨）修音韻學和詩詞。先後在上海暨南大學、上海音樂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等校任教授。自一九二九年開始撰寫詞學論文，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重點著眼於唐宋詞，奠定了現代詞學研究的基礎。還有《唐宋詩學概論》、《唐宋詞格律》、《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詞學十講》、《風雨龍吟室叢稿》、《東坡樂府箋》，皆為詩詞界矚目之作。其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
龍沐勛（一九○二―一九六六），又名元亮，字榆生，號忍寒。出生於江西萬載。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稱龍七。生平愛竹，四十歲後又自署籜公。父龍賡言是光緒庚寅恩科（一八九○年）進士，和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同榜，後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兩袖清風。母親楊玉蘭是其繼室，生子女四人，在龍沐勛五歲時就去世。由於生母早逝，童年的龍沐勛「溫飽學習無人關心，因而身體瘦弱，性情孤僻；十歲前，只在鐘祥、隨州唸過一年多初小，在家鄉讀過一年蒙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里，在家鄉創辦集義小學，龍沐勛在〈苜蓿生涯過廿年〉的回憶文章（以下所引，皆此文，不再註明）中說：「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做了那所學校裡的基本隊伍……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的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沒有不能成誦的，方才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鑑》，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星期之內，定要做兩次文章。……單說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後，便可洋洋灑灑的提起筆來，寫上一篇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
高小畢業後，龍沐勛並沒有再進任何學校。他說：「我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抱著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黃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黃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音韻學》、《文心雕龍札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這是無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黃先生看，黃先生加了一些獎誘的好評，寄還給我，並且答應幫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後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黃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脫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為供給三個子姪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銷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
一九二一年春，大病初癒後，受新思潮影響，開始不安於封閉落後的江西，於是由堂兄沐光介紹，前往武昌從黃侃（季剛）學習聲韻、文字及詞章之學，邊在黃侃家中教其次子念田讀《論語》。他說：「黃先生除聲韻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於做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後來到上海，得著朱彊邨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黃先生觸發的。」
一九二三年春，龍沐勛將妻兒安置在九江丈人陳古漁家中，然後他隻身到上海，開始他執教四方的生涯。首先由同鄉郭一岑之介紹，到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的神州女學教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但因他不諳吳語，教了一個多月，就還給教務主任謝六逸去兼了。他回到武昌去看黃侃，因黃侃之介任教於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但僅三個月就辭職，率妻兒返鄉過年。
龍沐勛說：「我回家不到幾天，忽然接著上海轉來的電報，說有一位朋友張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也就是當時所謂黃門四大金剛之一。……要我到廈門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去，代他的課。……我毫不躊躇的，又動了遠遊之念了。登時回了一個電報，答應下來。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辭了老父，別了妻子，冒著大風雪，獨自一個人坐著山轎，走了兩天，到萍鄉搭火車，轉到武昌，順流東下，經過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紹信，換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廈門去。」同年秋天，龍沐勛被聘為集美學校中學部正式教員。在這段期間他還不斷地認真學習，他說：「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時間，除掉一心一意的教書改文外，―我做專任教員，只教兩班國文，每週擔任教課十二小時，隔一週作文一次，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就是跑到圖書館去借書來看。我這時感覺我的常識太缺乏了，就是在國學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樣深的造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尋求新的知識，把時人的作品，不拘新舊，以及翻譯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等，涉獵了許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學習外國語，以致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書籍。聽到人家說，讀東文比較容易，我就特地買了不少的日本書，請同事黃開繩先生―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後來染了肺病死了！―來教我讀了兩三個月，因為黃先生吐血，不便打擾他做這義務教師，這事就中途而廢了，我至今還引為大憾！」
當時詩壇老將陳石遺（衍）在廈門大學任國文系主任，龍沐勛說：「那時我在集美教過的學生邱立，已經升入廈大，從他老先生去受業了。我反而由學生的介紹，拿點詩給他老先生看，他說我的絕句很近楊誠齋。……我這纔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錯，也就備了些贄儀，向他碰了頭，拜在他的門下。從這以後，我常常渡海到廈大去，向石遺先生領教―他給我論詩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滬南遊嶺表，在海舶中遺失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因陳石遺的介紹，出任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講師，教各體文。又因陳石遺的介紹，得以拜謁詩詞大家夏敬觀（吷庵）。他說：「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贈給我。先後見過了陳散原、鄭蘇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髮、李拔可、張菊生、高夢旦、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我不管他們是新派舊派，總是虛心去請教，所以大家對我的印象，都還不錯。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著密圈，批上一篇叫人興奮的句子，蘇翁比較嚴格些，我只送三四首詩給他看，只吃著二十八個密圈子。我因為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的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邨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我總是趁著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裡，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時候填了新詞，也把稿子給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謝不敢，他說：『這個何妨，你說得對，我就依著你改，說得不對，也是無損於我的』。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動到不可言說了！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詞學的方針，教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忘的。」
龍沐勛一九三○年在上海曾與「旅滬詞流如番禺潘蘭史（飛聲）、寧鄉程子大（頌方）、歙縣洪澤丞（汝闓）、吳興林鐵尊（鯤翔）、如皋冒鶴亭（廣生）、新建夏劍丞（敬觀）、湘潭袁伯夔（思亮）、番禺葉玉虎（恭綽）、吳縣吳湖帆、義寧陳彥通（方恪）、閩縣黃公渚等二十餘人約結『漚社』，月課一詞以相切磋，共推先生（朱彊邨）為盟主」，當時龍沐勛「年最少，與先生往還最密。屢欲執贄為弟子，而先生謙讓未遑也。先生嘗語予：『生平不敢抗顏為人師。除任廣東學政時所得士例稱門生外，不曾接受談詞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請，即為轉介於臨桂況蕙風（周頤）。』」（見〈彊邨晚歲詞稿跋〉）。
對於朱彊邨，龍沐勛又說：「在他老先生臨歿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變。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館子叫知味觀的，喫了一頓便飯，說了許多傷心語。後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硃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並且託夏吷庵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邨授硯圖〉（案：一九三一年十月繪），他還親眼看到。」朱彊邨是希望龍沐勛傳其衣缽。龍沐勛於一九三二年又請吳湖帆繪「授硯廬圖」，是為第二幅。又請陳散原作《受硯廬圖題記》，並乞夏閏枝、張孟劬、邵瑞彭等詞人題詞，懸之書宅中，雨夕燈窗，治詞學時，恒從其吸取精神力量，終身服膺彊邨詞學而不倦。龍沐勛說：「我從他下世之後（案：朱彊邨歿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邊，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帶』。後來就在音樂院（案：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裡，費了幾個月的功夫，把它親手校錄完竣。同時得著汪先生（案：汪精衛）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遺書》。我和汪先生的關係，也是從這個因緣來的。」
汪精衛在一九○一年應廣州府試第一，因深受當時廣東學政朱彊邨及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賞識，所以汪精衛一直對朱彊邨持弟子禮。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從南京行政院寫信給上海的龍沐勛，函曰：

榆生先生惠鑑：
奉誦手書並大著，佩仰兼至。
彊邨師葬事未竣，至用掛懷。弟與右任先生談及，尚無定議。如彊邨師在日曾營生壙，則誠宜尊其遺志。未可擅作紛更。世變方殷，妥靈宜早。誠如尊論。如窀穸有期，尚祈示知。俾得稍盡棉力。是所至感。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
弟汪兆銘頓首　七月二十二日

龍沐勛在一九二八年秋冬間，曾應國立音樂院（案：一九二九年九月改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務主任兼代院長蕭友梅（時院長蔡元培）之請，代易孺（大厂）上課，講授詩詞。他以詞與音樂之關係極為密切，宋末始不復被之管弦，歷元明而就衰敝，他試圖就商重振詩樂合一之宏圖於音樂專科學校諸先生，遂不顧兩校相距數十里之遙，毅然前往兼課。從此到一九四○年春，他在該校兼課十二年，也與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據錢仁康的〈龍榆生先生的音樂因緣〉文中說：「榆師在音專教課，十分認真負責。音專同學很少對詩詞發生興趣，榆師循循善誘，培養出了不少能寫詩詞的學生。早期學生劉雪庵就是在榆師栽培下，擅長作詞兼作曲的多才多藝的學生。我也是在榆師的栽培下，粗通寫作詩詞的門徑。……『一•二八』事變後，榆師過閘北舊居，看到閘北一帶被日軍大肆破壞，只剩下斷垣殘壁的淒慘景象，在滿懷悲憤中寫下了〈過閘北舊居〉的歌詞，由劉雪庵同學譜曲，音專聲樂組學生在音樂會上演唱，唱到『斷瓦殘垣，經幾多灰飛彈炸。問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報寧容罷』時，聽眾無不咬牙切齒，同仇敵愾。淞滬抗戰停戰後，榆師到音專上課，見校園裡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龍七』為筆名，寫了〈玫瑰三願〉的歌詞以寄感慨，黃自先生馬上把它譜寫成了一首聲情並茂的藝術歌曲，不僅在當時的音樂會上經常演唱，至今還是許多聲樂家的保留節目。」另外還有李惟寧作曲的〈秋之禮贊〉、〈逍遙遊〉和〈嘉禮樂章〉，以及後來由錢仁康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滄浪吟〉、〈骸骨舞曲〉、〈是這筆桿兒誤了我〉、〈山雞救林火〉、〈一朵鮮花〉、〈梅花曲〉等，優美的歌詞都出自龍沐勛之手。
一九三三年年六月初，曾被魯迅譏諷、指斥過的作家曾今可，會同張資平、胡懷琛等受過魯迅嘲笑的文人，聯絡了黎錦明、傅彥長、張鳳、龍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組織一個文藝漫談會。並於七月一日出版《文藝座談》半月刊第一期，其中刊登白羽遐的〈內山書店小坐記〉，誣陷內山完造是日本偵探，並以此攻擊魯迅。對此，章石承在〈榆師在暨南大學及其後情況之零星回憶〉文中說：「一九三三年六月底，上海無行文人曾今可（案：原文以×××代之）因受魯迅及左翼作家之揭發、批判，不甘失敗，遂組織力量反攻，以《新時代月刊》社名義，邀請文藝界人士、大學文科教授舉行『文藝座談會』，並託人再三邀請暨南大學張鳳教授及榆師出席。孰意曾今可於次日報刊上登載消息，謂出席『文藝座談會』者皆係反攻魯迅及左翼作家機關報《文藝座談》之發起人。榆師對此極為氣憤，晤及中文系曹聚仁教授時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榆師極鄙視曾今可之為人，稱之為墮落文人。曾今可曾以其『解放詞』集〈落花〉寄贈，冀得榆師片言隻語之褒，以為抬高其身分之資本。榆師洞燭其陰謀，置之不理。」
一九三三年下學期暨南大學在國民黨CC系的策動下，發生驅逐校長鄭洪年風潮，在混亂中派來了高等教育司長沈鵬飛以調停為名，接任校長職務。暨南大學在沈鵬飛長校期間，變得十分混亂，黨派鬥爭，益趨白熱化，實已無法維持，一九三五年六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何炳松為國立暨南大學校長。章石承又說：「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學校長，鄭振鐸先生為文學院院長，鄭以榆師多病，遽發表教授一人代理系主任職務。榆師遂憤而辭職，改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任中文系主任兼詞學教學工作。中文系同學聞訊，推代表向校方提出挽留，無效。舉行惜別會，到會八十餘人。先由中文系同學代表致辭，提出校方不以學生學業為重，隨意更換詞壇素負盛名之主任，表示憤慨。繼由榆師講話，感情激動，聲淚俱下，於是師生均大哭。於此可見榆師在學生中之聲望與師生感情之親密。」
龍沐勛說在一九三五年暑假之前，「就接著中山大學的聘書，鄒海濱校長又再三託斠玄（案：陳鐘凡）來函勸駕，說胡先生（案：胡漢民）希望我到那邊去，把中文系辦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歐洲養病。他在郵船上，還不斷的有詩來，說什麼『未能講肆從容話，曾把吳鉤仔細看。真個揚帆滄海去，憑君弟子報平安。』又說：『三月無詩吾豈憊，萬方多故子其南！』他對我的這般熱望，怎叫我不動心呢？」龍沐勛又說：「我自己擔任的課程，仍是文學史，和詞曲這一類。那時中大有一位老詞家陳海綃先生，在那裡教詞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彊邨先生對他的詞，是極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說得太高了，專門對學生講《夢窗詞》，學生不能夠個個瞭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選了些東西，對學生們由淺入深的詳細分析的來講，並且叫他們多多的練習，果然不到半載，就有些成績斐然了！其實我的詞學功夫，和海綃翁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不過談起學生的受用來，我教的比較容易消化些罷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粵桂「西南事變」發生，龍沐勛說：「廣州市內有準備巷戰的謠言，我拗不過妻的主張，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兒女，趁著太古公司的輪船，回到了上海。別的不打緊，這一年多的經濟損失，確有些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八月初，他移居上海極司非爾路康家橋廿一坊二號。他說：「這時各學校都早經開學了，幸虧國立音專的校長蕭先生，仍舊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餘之久，除卻扣去請人代課的鐘點費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給了我，我把它來做了醫藥費。可是一家十餘口的生活費，無法解決。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專六小時的月薪，還不到一百圓，這卻叫我有些著慌。我的老友孫鷹若先生，正在蘇州辦章氏國學講習舍，約我每星期去講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圓的車馬費。……蕭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開學，設法將我改作專任，……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的春夏之間，我還是強扶病體，奔馳於蘇滬和市中心區（那時音專的新校舍建築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帶，……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錢子泉先生（他原是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長，這時和我也是不曾見過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薦給張校長，聘我做專任教授，合之音專，也有每月四百餘圓的收入，家用是勉強敷衍得去了。」錢子泉就是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他將龍沐勛推薦給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
到「八一三」事變爆發，光華的校舍被毀了，音專也自市中心區搬到法租界來，龍沐勛說：「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後來雖然各學校都在租界內租著幾幢小房子，勉強的開了學，可是都為了經費竭蹶，對教授們減時減薪。大家為了迫於饑寒，只好拚命的去謀兼課，我也足足兼了五個學校，每週授課至三十二三小時之多。這五個學校，又是散布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著我那破舊的討飯袋，這邊下了課，立即踏上電車或公共汽車，趕到那邊去，那種可笑的奇形怪狀，確是『罄竹難書』……」當時龍沐勛任教於音專、光華大學、暨大附中、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共計五校。
一九三九年冬，汪精衛派人來探視龍沐勛。據其〈幹部自傳〉（引自張暉著《龍榆生先生年譜》）說：「一九三九年的冬末，汪住在愚園路，從褚民誼處知道我的地址（褚民誼愛唱崑曲，抗戰時留在上海，和音專某些同事常有來往。）就派他的隨從秘書陳允文來看我，說汪很想念我，聽到我身體不好，準備給我一些友誼上的幫助，並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又說：「我是在一九四○年四月中旬，扶病到了南京，參加汪偽組織的。我最初是偽立法院立法委員，還兼任過偽立法院長陳公博的私人秘書（為的是補助我的生活，每月給我津貼三百元，偶然替他寫些應酬文字，不到半年，就辭職了）。」對此，任睦宇在〈悼念龍榆生先生〉文中說：「汪精衛成立偽府，在未徵得同意的情況下，突然宣布了榆生先生為立法委員。後人每以此為榆生先生詬病。據我所知，實有難言之隱。龍師母曾親口告訴我，當這一消息發表，榆生先生非常驚愕，當時渴望與我長談商量，以定去就。而我為了家事，久稽鄉間。榆生先生多夜不能交睫，憂思冥想，終抱萬死不屈之心，存萬一有可為之望，以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便鼓勇嘗試。」
〈幹部自傳〉說：「我到了南京之後，所見所聞，觸目驚心，悲恨交集。我去找陳允文，要求見汪辭職。陳推說汪太忙了，等了一個多月還沒見到。陳一面安慰我一面說：『你現在是沾上了色彩，也就沒法超然了。』我無可奈何，只得忍耐下去。」又說：「我到南京參加為組織之後，我看到偽政府的情形太糟了，那裡談得上爭回權利，拯救人民？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汪，希望他找點好人，培植若干比較有良心的幹部，或者可以減少一些人民的痛苦。可是他並沒有採納我的意見，只是隔了一兩個月，請我去吃一頓飯，談談詩詞。」
龍沐勛的兒子龍廈材在〈記抗日戰爭中幾名書生的一次軍事行動〉文中說：「父親苦悶失望之際，恰值中央大學籌備復校，父親積極參與，七月，汪又委託他籌辦學術性刊物《同聲月刊》，父親全力以赴。九月，南京中央大學開學，父親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他在教材上多選李煜、陶潛、辛棄疾、蘇軾、杜甫、元遺山和顧炎武等人在亡國後或身遭亂離寄懷家國之思的詩文，以啟發同學的仇日情愫。十二月二十日，《同聲月刊》創刊號出版，父親以『俞耿』筆名寫了一篇補白小文〈寒蛩碎語〉，文中談到岳飛的〈小重山〉詞。岳飛主戰非和，難酬其志，因而在詞的下片有『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之歎。父親則為作一轉語：『儘管沒有人聽，我依舊要拼命地彈，好教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有些警覺，何況知音還有呢。』父親就這樣，以很大的勇氣和決心，隱晦曲折地表達他『相信一定還有知音並且等待知音到來』的這一信念。」
龍廈材文中又說到：「一九四二年春，父親給他在上海國立音專的學生錢仁康寫了封信。不久又親自來上海，面告已跟抗日力量取得聯繫，約錢到南京中央大學藝專教音樂，在教學之餘，協助父親做好一些愛國的實際工作。於是，錢更名錢萬選，九月初來到南京，並仍以錢仁康原名為大後方重慶譜寫抗戰歌曲。」對此，錢仁康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回憶說：「……這樣我就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到了南京。榆師果然對我十分信任，一切極端保密的事都告訴我。一九四三年他三次去北平，告訴我是通過張東蓀教授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取得聯繫，商談策反的事。他住在周作人家裡，但周作人全然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一九四三年，榆師介紹我去郝鵬舉家裡教他的女兒彈鋼琴，要我試探郝的思想動向，並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在郝家經常碰到郝鵬舉，在交談中得知他是痛恨日本人的。我又講了一些日軍的暴行和淪陷區人民的血海深仇，激發他的愛國思想。我在郝家教鋼琴大約教了半年。」《同聲月刊》三卷七號（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載有〈水調歌頭•送郝騰霄將軍出任蘇淮特區行政長官〉詞一闋，上片有云：「戲馬台前臨眺，霸氣消沉未久，待子補金甌」，下片有云：「淬礪江東子弟，相率中原豪傑，風雨共綢繆」。都言及策反之事。
後來也參與策反的許寶騤晚年回憶道：「……流光如駛，三十八個年頭匆匆過去了。我現在為紀念民盟四十週年而寫這段史料，屈指數來，五個主要當事人（包括郝鵬舉）之中只有我是僅存的了。嘆逝思舊情難自已，而在這一幕中給我留得印象最深的則是榆生同志，……解放之後，我又到上海，再去訪他。談起前事，他深深致憾於舊友郝騰霄之不能始終其德，言下有一種廢然而嘆的神情，我總想著，像榆生這樣一名騷人詞客，在政治上竟又是這樣大有深心，這大概是我國士大夫傳統的習性，亦可見民族意識入人之深。榆生邃於詞學，是以自傳於後。像上述這段政治生涯，在他或許只是『餘事』，而我則後死有責，不能不書以存其事，亦以見其人。」
一九四三年夏，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離職，由原文學院院長陳柱接任校長，龍沐勛改任文學院院長，任基本國文及詞選課。同時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博物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南京召開，南京偽府指派了六個「代表」參加會議，其中有錢稻孫、龍沐勛、徐公美、周雨人、陶晶孫、張大公。陶晶孫充當會議議長。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龍沐勛因擔心文物轉移中所託非人，因此取消遠行計畫，決定留在南京。這一決定也澈底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命運。抗戰勝利後的十一月八日，國民黨教育部以了解學潮為由「請」走龍沐勛，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移至蘇州獅子口監獄看所所。六月二十六日宣判：「龍沐勛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龍沐勛在獄中給已到臺灣草屯的學生張壽平寫信說：「當愚被誘禁之初，與家人全相隔絕，終日閉居一室（同住二十人，空氣惡劣），雖大小便亦不得自由。幸賴彼中司法科諸君頗相矜愛，恆以提訊為由，延至彼之後院，為講文學。並以酒食相餉，且致藥物，病得稍瘳。彼中於我輩頗表同情，屢有開釋之訊。不料仍為某部人員所構，於去春移解吳門。」又說：「自去秋移禁監獄，得漱玉詞人之照護，當事者稍加優待。因獲略作運動並曝朝陽，飲食起居較有秩序，病體始稍有轉機，並得稍備圖書，專心寫作。內子月一來視，兒輩亦偶爾一來，較在南京及此間看守所，殆有天淵之別矣。然滄桑變化殊不可知，他日能否生出獄門與足下重相把晤，亦正難逆料耳！」信中說「得漱玉詞人之照護」，此「漱玉詞人」乃指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當時她也關在蘇州同一監獄而得享特殊待遇。
是年龍沐勛在獄中又因醫療、飲食不便，引起舊疾胃潰瘍大發，幾度病危。好友夏承燾曾請當時在蘇州高等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後來的女作家琦君）去看他，琦君說：「他的屋子和汪精衛妻子陳璧君隔壁，……待見到龍老師時，他竟骨瘦如柴，雙目深陷，無復當年輕衫飄逸神情。他意外地見到我，劫後重逢，師生雙手緊握，感觸萬千。他看看我帶去的美國貨奶粉說：『你真是雪中送炭了。上海一別，沒想到會在獄中相見。』我期期艾艾地不知說什麼才好，因為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他的錯，還是現實的殘酷，世事的無常呢？」於是經過琦君，還有嚴紀青、汪賢齊等人的努力，龍沐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終獲暫時出獄就醫。嚴紀青在〈我所瞭解的龍沐勳老師〉文中說：「龍師母從同學處得知我南京的熟人較多，於是就找我設法幫忙解決。我不僅出於師生之誼，且較知道他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家庭的困難處境，並非甘心附敵，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於是就想方設法找到兩家與我家有生意來往的布店為之擔保，使老師得以被釋放回家。」
一九四九年初，先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審部館外編審，十一月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纂。一九五○年秋季，文管會成立研究室，龍沐勛改任研究員。一九五一年調任上海市博物館編纂，又改任研究員。一九五二年由陳毅市長安排到上海博物館任資料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八月起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一九五八年五月，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六一年方才脫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因肺炎併發心肌梗塞，病逝。
學者林玫儀談到清代詞學家最受人矚目、且影響最大者，當推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四大家。四家以降，則趙尊嶽上承況氏，龍沐勛上承朱氏，表現最為突出。她並臚列出六點，來推崇龍沐勛在詞學上的貢獻：
一、 繼承朱氏未竟之業，校輯彙印《彊邨遺書》。
二、 編選詞選，有《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唐宋名家詞選》及《唐五代宋詞選》等書，藉以揭示學詞矩範。前二種流傳尤廣，霑溉後學不少。
三、 創辦《詞學季刊》及《同聲月刊》，所載詞學論著，幾乎囊括當時名家之作，導引一時風會，為最重要之詞學刊物。
四、 箋注詞籍，為朱祖謀所校訂編年之《東坡樂府》，進一步作考證箋注，成《東坡樂府箋》一書。
五、 校訂詞學資料，又蒐輯詞學文獻，如對《蘇門四學士詞》、《樵歌》、《徧行堂集詞》及《雲起軒詞》等詞籍進行校訂；又蒐輯整理鄭文焯、陳洵諸家之論詞資料；皆為顯例。且《詞學季刊》及《同聲月刊》中刊登時人詞作，亦有保存當代作品之功。
六、 詞學研究方面，成果更是卓著，如〈詞學源流論〉、〈詞體之演進〉、〈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研究詞學之商榷〉、〈兩宋詞風轉變論〉、〈晚近詞風之轉變〉、〈論常州詞派〉等篇，均為影響深遠之作。其於聲韻音律方面之探求，尤為專詣精到。《唐宋詞格律》、《詞學十講》、《詞曲概論》等書，則深入淺出，洵為入門之重要指引。
林玫儀要言不繁地指出龍沐勛在詞學上的成就，允稱公論。而英年早逝的學者張暉獨力完成《龍榆生先生年譜》一書，對後學者研究龍沐勛生平事蹟，提供把臂入林之功。筆者在拙文中也多所援引，特此致謝。
《詞學十講》是龍沐勛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戲劇學院創作研究班講授詞學課的講稿，此距龍沐勛之去世，不過四年，因此可說是他最後的講稿。龍沐勛之子龍廈材認為：「本書對詞學的各種基本問題，結合具體作品，進行了全面闡述；對許多唐、宋詞名篇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手法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本書是先君晚年的著作，反映了先君在詞學若干方面的最終見解和心得，對詞學研究者和唐、宋詞愛好者都有參考價值。」而當年上海戲劇學院創作研究班的學生徐培均則認為：「《詞學十講》是榆生師畢生治詞心血的結晶。他將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心得與填詞經驗，融會貫通，冶於一爐，從而構成一部獨具特色的學術專著。比之以前所作，在理論上更加概括、更加深刻、更加系統。」
附錄中的〈苜蓿生涯過廿年〉是龍沐勛早年的自傳，原載於《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至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月）。當時他四十二歲，回顧二十二年教書生涯，是篇重要的文章，因此收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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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詞不稱『作』而稱『填』，因為它要受聲律的嚴格約束，不像散文可以自由抒寫。它的每一曲調都有固定形式，而這種特殊形式，是經過音樂的陶冶，在句讀和韻位上都得和樂曲的節拍恰相諧會，有它整體的結構，不容任意破壞的。」──龍沐勛

龍沐勛（1902-1966）是二十世紀的中國詞學名家，師承黃侃、陳衍，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本書即是這位詞學大師的最後講稿，共計十講，詳細解析唐宋歌詞的結構語法、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詞曲的演化過程、詞學之原理、詞學重要代表作品淵源與賞析等。書末更附有其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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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原著／龍沐勛
龍沐勛（1902-1966），字榆生，二十世紀中國詞學名家。師承黃侃、陳衍，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一九四○年擔任汪京衛政府立法委員，後因此遭判刑，在文革遭抄家後去世。知名作品包括《詞曲概論》、《詞學十講》、《中國韻文史》、《唐宋詞格律》等。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與《楊翠喜‧聲色晚清》等十數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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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目次】
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龍沐勛／蔡登山　
第一講　唐宋歌詞的特殊形式和發展規律　
第二講　唐人近體詩和曲子詞的演化　
第三講　選調和選韻
第四講　論句度長短與表情關係　
第五講　論韻位安排與表情關係　
第六講　論對偶　
第七講　論結構　
第八講　論四聲陰陽　
第九講　論比興　
第十講　論欣賞和創作　
附錄：龍沐勛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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