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牆

  • 作者 / 翁衍慶
  • 出版社 /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 2016-04
  • ISBN / 9789869225755
  • 定價 / NT$ 400
  • 優惠價 / NT$ 300 (優惠期限至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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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黨元老李達、建政功臣彭德懷只因為民請命被害!
「文革」時的民運志士被殺時的殘忍與悲壯!

人民如何運用睿智,藉悼念周恩來引爆「四五天安門民運」?
鄧小平何以冷血,利用「西單民主牆」奪得政權即反身鎮壓?


本書特色

前軍情局中將副局長 翁衍慶 繼《林彪的忠與逆》針對民主運動又一完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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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共留學生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王炳章先生在美國紐約宣布「棄醫從運」,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舉世雀躍,即為王博士的壯舉而喝采,又為中共在鎮壓「四五天安門民運」和「西單民主牆」之後,民運之火能夠移植海外而鼓舞。人人寄望國內外民運力量的結合,能為中國民主運動帶來一番新氣象。一年後,王炳章又將他集結的民運力量組建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並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成立分部。

一九八三年,筆者負笈美國,同學中不乏大陸民運人士,課餘促膝長談,常涉及中國民運之議題,深受他們的民運思想和熱情感動,自此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情勢。即使在回台後,仍難予忘懷。

「八九民運」爆發後,吸引全球目光,人人都在關注情勢的發展。當看到學生因未能獲得中共善意回應,在天安門廣場採取絕食激烈抗爭手段時,深感不捨,尤其廣場出現一幅「大字報」,學生寫道:「媽媽我很餓,但是我不吃!」更是令人心酸落淚。然而在看到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出現在學生絕食現場,眼含淚光哽咽的說:「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你們可以批評我們,這是應該的。」以為中共終於被學運感動了。但是,就在這一天鄧小平以趙紫陽同情支持學運,決定罷黜趙紫陽,並堅持學運就是「動亂」,指使軍隊血腥屠殺廣場上民運學生,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

「六四事件」後,一些學運領袖、異議人士和趙紫陽的智囊紛紛外逃到歐美各國,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民陣」),並與「民聯」共同聲明:「作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兩支主要力量,應該在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迅速走向聯合」,「向組織上的合併努力,並同時推動有共同意願的其他民運團體一起合併。」

這本是一件好事,如果「民聯」和「民陣」確能合併,並團結海外所有民運力量向中國境內推動民主運動,勢可重振「六四」被打壓後沉寂的民運士氣。可惜這一次合併,卻造成了海外民運最大的分裂,使海外民運從此一蹶不振。

海外民運共分裂了兩次,對中國民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第一次的分裂,發生於一九八九年一月的中國「民聯」的「罷王風波」。「民聯」卸任主席王炳章和現任主席胡平之間產生矛盾,導致分裂,王炳章被開除盟籍。「擁王派」出走,另成立「中國民主黨」。當年即爆發「八九民運」,因「民聯」的分裂,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未能團結一致充分支援大陸民運,不無遺憾。

第二次的分裂,發生在一九九三年一月,「民聯」和「民陣」在美國華府舉行大會,合併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民聯陣」)。一月三十一日選舉主席,最受矚目的候選人是德高望重,年逾七旬的老民運志士王若望先生(《上海文學》副主編,被鄧小平點名批判,開除黨籍,一九九二年八月流亡美國)。會前大家有基本共識,新組織由王老領導,藉其聲望團結整合海外民運各派系的力量。前上海學運領袖徐邦泰亦表態全力支持,還為之助選。但臨到報名參選時,徐邦泰突然背信,堅持參選主席,並強力運作。王若望原定當選後,由徐邦泰作他的副手,情勢丕變,深感這是「嚴重的道德問題,是一種陰謀和手段」,「徐邦泰為了能當上主席……成為一支內鬥的槍。」既然「有人向他潑冷水」、「搞陰謀詭計」,他宣布退出競選。因不齒徐邦泰的作為,又有其他候選人五人退選,與會代表近三分一退席抗議。留在會場的代表,不忍見到分裂,投票選出徐邦泰擔任主席。「民聯」和「民陣」隨即宣布退出「民聯陣」,恢復獨立運作。原本的一個「團結」大會,只因個人的私慾(財源)和野心(權力),造成海外民運組織空前的大分裂。原最具影響力的《中國之春》民運刊物,也為徐某強取豪奪,只出刊了數期,即因貪污經費,被切斷財源停刊。

這一次的大分裂,使海外民運從此陷入谷底,民運領袖雖數次嘗試再整合各組織,都無功而返。許多民運人士在失望之餘,黯然退出活動。部分民運領袖甚至「棄運從商」,各界對民運組織的捐款幾乎斷絕,各組織無不經費拮据,無力運作,多已名存實亡。即使如「民聯」亦只能勉強支撐《北京之春》網刊發行,而寄望王炳章能夠回盟,重新領導「民聯」,再創奇蹟。可惜王炳章在二○○二年在中越邊界被中共誘捕,判處無期徒刑,獲釋機會渺茫(目前在海外具整合領導民運力量的領袖中,有人認為楊建利博士可能是較佳人選)。

王炳章和許許多多民運人士辛辛苦苦所建立的海外民運力量,就因為這兩次分裂,而毀於一旦,識者莫不感到親痛仇快。

自大陸民運陷入低潮後,筆者即有心研究中共治權下的中國民主運動史,並廣泛收集資料,發現多數研究者以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作為中國民運濫觴之始,也有人認為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起始。這些看法,各有其立論基礎,但筆者以為任何民主運動的爆發,絕非突然蹦出,必然有其歷史的淵源,承續無數前人留傳下來的民主思想和言行典範,累積茁壯,當不滿怒氣聚積達到臨界點,再也無法壓抑時,自然就會爆炸開來。

中共自贛南「長征」抵達延安,毛澤東完全奪得黨政軍大權後,開始了獨裁政治。一九四一年五月發起「整風運動」,整肅了「洋共」王明,鬥爭矛頭即轉向延安的知識份子。當時中共中研院研究員王實味撰寫了〈野百合花〉一文,諷刺中共領導階層與群眾脫節,並鼓吹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獲得延安知識份子的共鳴。毛澤東怒拍桌子說:「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王實味因而被殺。《中國思想運動史》一書說:「(延安整風運動)直到現在,它仍然影響著中國大陸的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王實味實為中共治權下的中國民主運動第一個烈士。

國府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在中共建政後,於一九五三年向毛澤東為農民請命。他說:「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毛澤東怒不可遏的說:「梁漱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完全是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梁漱溟是毛澤東取得政權後,敢與他唇槍舌劍爭辯的唯一之人。梁漱溟在長達半年的被批鬥中,始終堅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因此他被公認為中共治權下影響中國思想運動的重要人物,可證明他為農民請命的「九天九地」言論之重要性,和爭取「言論權」的言行,為爾後的大陸民主運動留下了良好典範。

國府時期知名親共作家胡風,早在一九四五年在重慶發表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相背的文章,已得罪毛澤東。一九五二年,毛澤東決心在這篇〈講話〉發表十周年紀念之際,整肅胡風。胡風拒絕認錯,寫了一篇三十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主張創作自由、學術自由、思考自由,作家應保持獨立人格等等。激怒毛澤東於一九五五年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並指示編印《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還親撰序言。然而在兩年後的「鳴放」時期,不少知識份子為胡風鳴不平。胡風的〈萬言書〉,因而對中國民運發展起了啟思作用。

梁漱溟和胡風都是中國頂尖著名知識份子,一個爭言論自由,一個爭寫作自由。二人雖因言獲罪,但並不畏權勢,敢於面對毛澤東力爭思想言論自由,所作所為,與民主運動訴求目標一致。毛澤東為馴服全國知識份子,拿梁、胡二人開刀,鋪天蓋地揭批二人的言論,實則是幫助民運思想的傳播。

毛澤東為引誘出更多右派份子,在一九五七年搞了個「引蛇出洞」的「陽謀」,藉鼓吹「鳴放」,保證「言者無罪」,使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所謂「民主人士」,紛紛上當,把中共缺乏民主,剝削人民自由,不尊重人權等實情,傾洩而出,結果都被打為右派,遭受迫害。雖然他們言論都是被誘騙出來,但內容多與民主、自由和人權有關。尤其這些右派份子多屬高級知識份子,和高校學生領袖,由於在「鳴放」當時,毛澤東允許新聞照實報導,因此傳播開來的民運思想,影響極廣。如: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義不好,事實上資本主義還有活力。為什麼還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有民主。資本主義的國家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就是活力。」

《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說:「(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

其他「民主人士」批評中共的言論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但不是共產黨所有的。」;「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呢?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檢查)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等等。

毛澤東鼓吹「鳴放」誘敵,結果誘發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民主運動―「五‧一九學運」。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共召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北京大學學生在十九日張貼大字報,質疑北大代表的產生方式不符民主程序,提議開闢「民主牆」。中文系學生張元勳寫了一首詩歌說:「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抖出來,見一見天光。」「我的詩,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張元勳因而遭到嚴厲批判,同系才女林昭抱不平說:「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士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為此兩人同被打為右派份子,開除學籍。

林昭後來參與地下民刊《星火》的編輯,被中共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反革命」罪名逮捕。在獄中,林昭堅持不放棄民主信念,而被剝奪使用紙筆權力。她就用尖銳物品,戳破指頭、肌膚,沾鮮血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書寫了二十餘萬字的血書,控訴中共奴役、剝削人民自由,和殘酷鬥爭。她寫道:「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因此她受到慘絕人寰的對待,她在血書上寫道:「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她說:「人血不是水,淘淘流成河。」林昭曾在「土改」時殘酷鬥爭地主,並揭發母親的「罪行」。後來,她徹底覺醒向母親懺悔:「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中共祕密槍決,時年三十六歲。死後,中共還向林母索取子彈費人民幣五分錢。不久,林母瘋了,死在街頭。

「五‧一九學運」爆發後。北大學生的大字報說:「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五月下旬,北大學生舉辦「關於胡風問題」辯論會,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與會,她指控中共鬥爭「胡風集團」的錯誤,批評中共「沒有新聞自由」,「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她後來又在歷次演講中說:「(共產黨)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政策。」劉少奇看到林希翎發言內容,批示:「極右份子」,因此成了「六大右派」份子之一(另五人均為民主人士)。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是另外一個敢說敢當的民運烈士。一九五七年六月,馮元春在校內「鳴放辯論會」上說:「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全是毛澤東的杜撰和引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治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製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誰就關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馮元春被逮捕後,以「現行反革命罪」遭判處徒刑二十年。文革時,她在獄中高呼:「打倒獨裁暴君毛澤東」,而被殺害。

「五‧一九學運」也有教師積極參與,他們對中共批評的言論,較「民主人士」的鳴放,更入木三分。如:復旦大學教授楊兆龍批評中共不能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北大「天水心」的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上海第二醫學院大字報說:「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民來管理自己的國家!」清華大學徐璋本教授說:應該「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北大王書瑤的大字報說:「什麼『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麼『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什麼『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決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當全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一個小集團手中的時候……一旦小集團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時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地拋棄它……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權。」「如果不願歷史重演……(人民)就應該及早起來,結束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的自己當家作主,真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天津第三女中教師黃心平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人民大學講師葛佩奇說:「(中共)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群眾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路,總有那麼一天。」

「五‧一九學運」之言論,不遜於後來的「西單民主牆」和「八九民運」。但因這是毛澤東所誘發出來的一次民運,學生和知識份子以為只要「鳴放」,毛澤東就會聽到「虛心接納」。所以僅止於言論的發表,未若「西單民主牆」能藉「民運刊物」傳播思想,又因為局限於個人言論的表現,也未能產生民運領袖,因此無法如「八九民運」發展為組織性的行動。

在一九五八年之前,從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到中共建政後的胡風,「鳴放」期間的「民主人士」和高校師生等發表的爭民主、反獨裁言論,除梁漱溟一人外,基本上都是毛澤東誘騙出來,卻無意間在民間,在知識份子和校際之間播下了民運的種子,並且默默滋長。尤其林昭、林希翎、馮元春三位女學生在「五‧一九學運」中樹立的典範,最受爾後民運人士推崇。

自「反右鬥爭」結束後,毛澤東不再誘敵出洞,但卻開始有人主動反對毛澤東的錯誤政策。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推出「極左」的「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與密植深耕﹞、人民公社、總路線)之激進路線,宣稱要「五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但「三面紅旗」造成中共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毛澤東被迫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檢討」,種下毛澤東發動「文革」,以鬥爭自劉少奇以下全國「反毛」幹部的惡因。

最先「嗆」聲的是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中共創黨元老)。一九五八年九月,李達當面質問毛澤東:大躍進「密植深耕」的農耕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通不通?毛澤東舉紅軍「長征」為例,說「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克服看起來不可能克服的困難」。李達不同意說:「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錯誤。」他勸毛澤東:「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你腦子發熱,達到三十九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了!」李達一語中的,大躍進餓死了二千萬人。文革時,李達被鬥死。

國防部長彭德懷也看不下去,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他在於一九五九年三月政治局會議和七月廬山會議上說:「『大躍進』的政策從根本上來講……是錯了!」「人民公社辦早了」,「若不採取措施改正過來……恐怕人民就不會相信你共產主義了。」他還寫了一封〈致主席信〉說:浮誇風氣滋長,「對糧食的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總之「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

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也在廬山會議上當面對毛澤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哪裡有什麼萬斤畝?」水電副部長李銳問毛,怎會相信有「萬斤畝」?又說「『以鋼為綱』、『三大元帥』(毛澤東提出的「一為糧、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等口號不科學。」

結果這幾人被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慘遭批鬥。彭德懷等這些坐擁天下的高幹,都是毛澤東獨裁的幫凶,在這個時候,也能「為民請命」,那民間不滿的情緒,當然更是高亢,孕育了民運思潮的發展。

北大校長馬寅初是另一個典範。毛澤東曾在一九四九年發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但是馬寅初認為「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一九五七年,他當面向毛澤東直言:「不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劃生育,後果不堪設想。」並提出他研究報告《新人口論》,但遭到《人民日報》批判。「大躍進」時,毛澤東要「超英趕美」,人力是他推動極左政策的重要資源。馬寅初的節制人口論,便成了絆腳石。於是展開全國性地批判「馬寅初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還挑釁的說:「不服輸,不投降,可以繼續寫文章,向我們作戰嘛!」。

馬寅初不失書生傲骨,他說:「我不怕孤立,不怕批鬥,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坐牢,更不怕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要堅持我的人口理論。」周恩來勸他:認錯了事。仍撼動不了他的意志,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一九六○年一月,馬寅初辭北大校長,遭到軟禁。

北大校風開明,歷來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領頭羊,馬寅初身為北大校長,他堅持真理,堅毅不搖的精神,深深印在北大和全國高校師生心中,並在「八九民運」期間呈現。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間,人人自危,言行稍有不慎,就會被鬥被殺。但是,仍然有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為爭民主自由而犧牲,事蹟傳頌千古。

上海知青劉文輝,因反對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重要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內容,寫了一篇〈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萬言書,批判:「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當權者)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有過人之處。」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劉文輝十一月被捕,次年三月遇害,年僅三十歲。

北京知青遇羅克出身資本家家庭,飽受歧視,對中共強調的「血統論」深惡痛絕,他於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爆發時,寫了一篇震撼人心的〈出身論〉文章,批評專門打壓黑五類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說:「不能用遺傳學說來貶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

他說:「恩格斯本人是資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階級,成了共產主義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階級傑出的領袖……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出身都不好。」他呼籲:「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勝利必將屬於你們!起來勇敢戰鬥吧!」

遇羅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一九七○年三月五日被殺,年僅二十七歲。文革結束後,一九七八年西單民主牆興起,著名的《四五論壇》、《沃土》和《今天》等民刊特別發表紀念遇羅克的詩文,可見遇羅克當年追求民主,所受之尊崇。

在文革時期,敢於反抗暴政,爭取民主的志士,其中不乏女性,有四位女鬥士,不惜付出個人生命,也要為真理正義奮戰,其中三人被殺,一人自殺未成,遭判重刑。

一、 北京王佩英:她要求:「毛主席,請您自己跳下政治舞臺吧!否則全國人民奪政權,怒氣沖天那時您怎好退步?」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為防止她喊口號,先用細繩勒緊她的咽喉,遊街示眾後槍殺,年五十四歲。

二、 瀋陽張志新:因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把個人凌駕於黨之上」,被送勞改。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她在獄中的「批林批孔」大會上高呼:「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毛澤東侄子〉指示:「(讓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張志新先被割斷喉嚨,阻止出聲後,遊街槍決,年四十五歲。家屬不敢收屍,遺體下落不明。

三、 甘肅蘭州農校教師毛應星:也因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判刑入獄。在獄中仍堅持:「縱然對我再加任何壓力,我這種思想立場觀點,一點也不會改變。」一九七○年四月,中共以她「罪大惡極,屢教不改,死心踏地,不堪改造」判處死刑。她沒有申訴,寫一篇反諷文章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什麼呢?都是欺騙人的一套手法。」四月十四日清晨,毛應星被割斷喉管後槍殺,年四十五歲。

四、 北京外語學院學生王容芬:文革爆發後,她覺得毛澤東的行徑與希特勒無異,感到「這個國家完了!」決定不惜犧牲,寫信給毛澤東:「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寄信後,王容芬喝殺蟲劑自殺未遂,被判處無期徒刑。她在獄中仍「拒不認罪、反抗改造」,遭受迫害。文革結束後於一九七九年無罪釋放時,她已經三十三歲,被關了十四年。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華國鋒接班,為鞏固權位,提出「兩個凡是」理論(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和指示,都要堅決維護,始終不渝的遵循),以證明他的接班的正當性。因此民運鬥士,轉而接續批判華國鋒。而華國鋒對民運志士鎮壓的殘酷,亦不亞於毛澤東。

上海王申酉出生工人家庭,家貧但喜好讀書,知識豐富,就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時,他因「思想反動」被抄家,搜出他的日記,記載了大量批評文革的「反革命罪證」,遭受鞭刑,痛不欲生,在他所能取到的紙上,書寫了數百遍「天地難容」極為憤慨的字句。

一九七○年中共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時,王申酉被點名批判。他寫的〈我的自由〉等三篇文章,被作為「猖狂攻擊文化大革命」、「破壞一打三反運動」的證據,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一九七六年,王申酉墜入愛河,共幹警告其女友: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是一個「反革命份子」,指示二人分手。王申酉寫了一封長信向女友解釋,還未送出,被負責監視的共幹發現搶奪,王申酉急將信撕碎丟進水池。

王申酉被捕後,審訊人員命令他將信的內容,重寫一遍。他寫了六萬餘字,闡述他對「反右」、「反右傾」和「文革」的否定態度;批判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是「空想社會主義」;表明他對「四人幫」的藐視;認為中國的落後貧窮,社會非變革不可,不可再「閉國自守」。這封重寫的信,便成了他的「自供狀」。

簡介

《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牆》、《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兩冊經典跨時代剖析!

研究中共治權下的中國民主運動學者,多以1976年的「四五運動」或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作為中國民運濫觴;但民運的發展必有其歷史淵源,事實上,從延安時期中國民主運動已悄然展開!

放眼自1942年起,王實味於延安爭民主到1958年知識份子與「民主人士」的大鳴大放,強烈批判中共「黨天下」、缺乏民主,以及北大爆發「五一九學運」;中國的民主運動幾乎都是毛澤東為整肅讀書人「引蛇出洞」搞「陽謀」所誘發,卻為民運留下火苗。
「反右鬥爭」後,因「三面紅旗」的錯誤造成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導致李達、彭德懷、馬寅初等重量級人物無懼毛澤東出面為民請命!「文革」時,更多的民運志士不畏生死,公然反毛、反文革!為中國民運承接悲壯的歷史扉頁。
人民累積對中共不滿的怒火,終於在1976年藉悼念周恩來爆發了「四五天安門民運」,開啟了中國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毛死後,1978年鄧小平為了奪取政權,公開支持並利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打倒華國鋒,旋即鎮壓!
但民主思潮已如星火燎原,蔓延海外,因而在1982年王炳章在美國發起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結合大陸內部民運力量,先後爆發1986年的「一二九學運」和1989年「天安門民運」,於「六四」被血腥屠殺……

作者簡介

翁衍慶
前情報局情報幹部訓練班畢業,美國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從事情報工作長達三十五年,曾任中共研究雜誌社發行人兼社長、軍事情報局中將副局長、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著作有《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認識統一戰線》、《統一戰線與國共鬥爭》;編輯《滇邊工作回憶錄》、《滇邊風雲錄》畫冊。

目錄

導讀

01 延安整風運動 王實味爭民主慘被殺害
02 為爭言論自由 梁漱溟質疑毛澤東雅量
03 爭取學創自由 整胡風毛澤東興文字獄
04 雙百鳴放政策 毛澤東誘發的民主運動
05 民主人士被誘 講真話爭民主同儕互鬥
06 鳴放政策誘發 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
07 鳴放成爭民主 毛驚恐倉促掀反右鬥爭
08 三面紅旗躁進 三人敢講真話名留青史
09 文化革命期間 民主運動澎湃未曾衰退
10 華國鋒的虐殺 民運烈士浩然正氣永存
11 四五民主運動 中國民運最關鍵里程碑
12 西單民主運動 開啟中國民運的新里程
13 中共禁西單牆 促成全國民運之大串連

附錄一 遇羅克的《出身論》
附錄二 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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