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來後怎樣

《書城》2013年第10期
　　
　　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如此龐大的學術物件，通常的研究路數大致或可概況為兩種，一種是正面出擊，全面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或核心人物與思想命題，另一種則是選取具體的個案，從細部和具體史實入手，呈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一側面。前者容易流於教科書或通論式的空泛之談，後者則難免墮入餖飣瑣碎的陷阱。要想兼顧兩面，從小處入手而又能籠罩全域，絕非易事（陳平原先生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是這方面不多的力作之一）。這不僅關乎學力，更關乎眼光，選擇什麼樣的論述物件本身就是一項考驗。張春田的《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一書，從標題上看似乎平淡無奇，但其旨趣卻是通過五四時期轟動一時的“娜拉”形象，探討五四個性解放話語的內在肌理及困境，取徑雖小而立意甚高，顯示出作者不凡的識見。

　　就影響力和輻射力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沒有哪一個形象或符號像“娜拉”這樣，能夠引來如此多的評論、闡釋乃至社會實踐，牽扯到如此多的重要觀念和命題：個人、自我、女性解放、社會改造等等，更不必說它對話劇發展的刺激和推動了。奇怪的是，後來的研究者似乎很少著力探討這其中的奧秘，常常是把“娜拉”的故事作為某種常識交代一下就過去了。這或許是因為如作者所言，許多人仍然是局限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來討論《玩偶之家》及“娜拉”的引入和接受，缺少將“娜拉”和更廣闊的思想文化運動結合起來的理論視野，自然所見有限。

　　比較易蔔生的原作不難發現，現代中國對“娜拉”的接受充滿了明顯的誤讀，書中對此有精當的概括：“擺脫詐偽的鋒芒，被改寫為反抗壓迫的鬥志；走出現代核心家庭，被替換為背叛封建家庭；‘處在舊日的虔誠與“新的真理”兩個必然之間’的‘無所適從’，被個人自決的浪漫主義信條所取代；作為‘精神的再生’的‘解放’，被引導入政治層面的‘解放’和民族國家的合理化規劃。”最根本之處在於，“《玩偶之家》中反思現代性的面相，被對現代性的渴望與設計所遮蔽並且替代了”（第55頁）。這樣的變形與錯位，僅僅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是無法給予充分而合理的解釋的，只有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視野出發，才能重構扭曲和重塑“娜拉”的語境。反過來說，也正是“娜拉”接受過程中的種種變化和歧異之處，會幫助我們去勘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地圖，就好像磁鍼被投入磁場中以後，以磁力線的形式呈現出磁場的內在結構一樣。在我看來，作者所說的“通過‘娜拉’重探‘五四’”（自序），正體現出這種方法的自覺。

　　大而言之，“娜拉”折射出現代中國對個人、自我的想像，女性解放與個性解放在這裡並非涇渭分明，它們都服務于一個現代中國主體性之建構這一更宏大的敘事。“娜拉”們從家庭—宗族的束縛中掙脫出去，是為了投身于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偉大工程，這裡體現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將“個人”詢喚為“主體”的內在機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敏銳地將“娜拉”故事理解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民族寓言”。但是作者同時注意到，“娜拉”故事中也包含著對意識形態詢喚機制的質疑和批判之聲，魯迅對“娜拉走後怎樣”的追問，周作人對於性別倫理的特殊關切，特別是“娜拉”現實生活中的肉身——現代女作家們的掙扎與鬥爭，都以不同的方式瓦解了那充滿了對光明未來之美好承諾的意識形態話語機器。借助“娜拉”故事中的不同主題和聲部，我們也得以窺見五四新文化運動內在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其中包含的衝突和矛盾，昭示了現代中國的建構與成長，必然命運多舛，危機四伏。

　　作為一個西方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娜拉”降臨到現代中國以後，開啟了屬於它自身的奇妙旅程，它穿梭于文學、思想乃至社會革命的世界中，經歷種種不同的環境，結出種種意料之外的果實，這是它在西方故鄉所不曾想見的。講述“娜拉”的中國故事，必須結合文學史、思想史乃至社會史的多重視野，這或許跟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全面的思想變革和社會變革運動的性質有關。其實晚清也不乏“茶花女”、羅蘭夫人這樣的文學偶像，但她們只是局限在文本的領域中，在文本的播撒和流變中成為不斷被消費的符號和形象（參見胡纓《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書），不像“娜拉”這樣具備如此強大的“生產性”。在我看來，這種“生產性”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特徵，它使跨越文本內外和不同領域的“娜拉”故事成為可能。《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在並不算長的篇幅中勾勒出“娜拉”故事的基本面貌，挖掘出表面上耳熟能詳的常識背後隱沒不彰的問題脈絡和觀念結構，必將引發我們對“娜拉”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思考。將近一百年過去了，“娜拉”的生命力和能量還沒有耗盡，它在中國的旅程還沒有終結，這本小書就是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