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

對於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我曾在耿雲志編的《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一書中，見過一張他和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合照，除此而外，餘皆茫然。沈迦以六年的時光，寫出了《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一書。他說除了就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外，還去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台北胡適紀念館、台灣大學圖書館等地。而北美哈佛、康奈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也調閱過資料。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記者出身的他說當年採訪寫作課老師的教導是「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的確如此，想當年我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的情景，惟有將文獻檔案資料和田野調查的歷史現場，相互映照，耙梳整理，才能逼近歷史的真實。沈迦說在英國牛津的玫瑰山墓園（Rose Hill Cemetery），一塊沒有墓碑的墳地，他們挖開界石邊的泥土，歷史終於抖落塵土，當蘇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時，他有些感動。對於他這種「千萬里，追尋着蘇慧廉」的執着，我也相當感動，宛如我們當年扛着攝影機，從北國到江南、從日本仙台到印尼蘇門答臘、從美國到英倫到巴黎，追尋着傳主的足迹，只為捕捉那短暫的身影。

沈迦讀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宇宙風》第四十三期有篇筆名「華五」寫的〈英國的漢學家〉一文，記錄了蘇慧廉臨終的一幕。然後他又查出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曾留學英倫，讀的是政治經濟。華五文章說，英國《泰晤士報》上有蘇慧廉的傳略。但沒有具體的日期又如何去尋找到這篇傳略呢？幸運之神，似乎總是眷顧努力不懈的人。二○○七年秋天，沈迦在美國Ronald Purmort書店淘到蘇慧廉著的《儒釋道三教》初版本，在封二竟然有原書主人貼的殘缺剪報，開頭兩句寫着：「《紐約時報》電訊：倫敦，五月，十四日，牛津漢學教授威廉．愛德華．蘇西爾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由此線索，他找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果然看到蘇慧廉的訃告及頗為詳細的生平資料，這應該就是華五認為有點推崇過份的那篇文章。沈迦說買到這本《儒釋道三教》的半年前，他已開始在尋找已去世七十多年的蘇慧廉了。

沈迦憑藉蘇慧廉、路熙這對夫婦留下來的兩本回憶性質的小書（是當年考古學奠基人夏鼐借給溫州圖書館而被保存在善本書庫裏的），展開他尋訪探索之旅。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一月十二日，年僅二十二歲的蘇慧廉以傳教士的身份飄洋過海，遠到中國的溫州小鎮傳播福音。他在溫州前後工作了二十五年，儘管他不是溫州新教傳播的第一人，但無人懷疑，被後世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所以能福音廣佈，其功首推蘇慧廉。同屬溫州人的沈迦，藉着蘇慧廉的行迹，有意將他所知道溫州的歷史細節寫得相當詳盡，如同溫州地方誌及溫州地方基督教史一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正是別的作者無可取代的。

離開溫州後蘇慧廉短暫回到英國，一九○七年七月，他又抵山西太原，出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相當於校長）。該西學齋，可說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一個預備學校。以英語為其教學語言，它的師資以外籍教師居多，而且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一九○七年，就有二十五名學生被送到英國去留學。在山西的這段期間，蘇慧廉英譯了《論語》，「長年的耕耘甚至讓他得了『孔夫子』這樣的綽號」，這也開啟了他後來卓越的漢學家之端。而當時還年僅二十出頭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一九一○年夏也到山西大學堂任教，他想研究中國方言，蘇慧廉無私地幫他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高本漢後來寫出《中國音韻學研究》，被稱為「首開中國歷史音韻學研究的先驅」，其中有着蘇慧廉的勞績。

在中國近四十年的時光，蘇慧廉結識了大批的各階層的菁英，學會流利的中文，並熟研中國的經典，他儼然已成為一個「中國通」。在一九二○年蘇慧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回國擔任漢學講座教授。他一生筆耕不輟，一九二四年他出版《李提摩太在中國》，至今還是研究李提摩太最權威的著作。之後還有《中國與西方》、《中國簡史》、《中國與英國》、英譯《妙法蓮華經》及編著《中英佛學辭典》（與何樂益合編）。尤其是他前後花了十年時間來編纂佛學辭典，對於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而言，是令人可敬又可佩的，這是他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也是扛鼎之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蘇慧廉以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再度訪華，途中也轉道香港，是應當時香港總督（兼任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之邀，可能與港大爭取庚款有關。沈迦「上窮碧落」地查考當時一些名人的日記，他發現蘇慧廉訪華期間和吳佩孚、胡適、吳宓、顧頡剛、嚴惠慶、黃炎培等人都有見面，從這諸多日記中，作者豐富了蘇慧廉此行的行迹與活動細節。同年六月，蘇慧廉還應胡適之邀，赴北大參加該校學術研究會閉會儀式，並以介紹中英關係及牛津大學的狀況做演講，而胡適以庚款代表團中方代表身份於七月二十二日與蘇慧廉前往英國，他訪問牛津大學，也由蘇慧廉接待。

十年磨一劍，成功非偶然。一個在歷史上被遺忘的名字，一個只有幾百字傳記資料的人物，經過沈迦不斷地打撈，不斷地拼貼，最終以近三十萬字，千餘條的注釋，一百六十三幅的珍貴圖片，五百一十頁的篇幅，寫出蘇慧廉和他的時代。沈迦以細針密縷，嚴絲合縫地拼出蘇慧廉飽滿的形象，還原了許多歷史的現場。使得蘇慧廉不再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名字，他活生生地從那個時代走來，屬於英國，屬於溫州，屬於山西，更屬於中國。從晚清到三十年代，蘇慧廉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份，是傳教史、是教育史、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沈迦以一手資料，廣徵博採，慎思明辨地穿梭於史海之中，多少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在他信而有徵的文筆中流淌出來。例如他考證蘇慧廉和翁同龢的後人翁斌孫的交往，甚至透過翁之熹的後人，提供翁之熹的旅歐日記未刊稿。他還比較蘇慧廉接待徐樹錚（翁之熹是徐樹錚的英文翻譯）和一年後接待胡適參觀牛津的路線，幾乎一樣，而認為這個導遊有點「死板」。而蘇慧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後，第四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是誰？據香港程寶美教授查閱檔案資料，發現他們找了三年才找到陳寅恪，但因二次戰亂的炮火及後來陳寅恪雖到倫敦治療眼疾卻無效，雙目失明，使得他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職位，第四任漢學教授在陳寅恪的身上「空轉」了八年，這一方面也顯示出牛津的「求才若渴」。雖然「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但若不是有心人去挖掘耙梳，那被歷史塵埃遮蔽的一角，又如何重見天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