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

  • 作者 / 羅華炎
  • 出版社 / 秀威經典(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 2017-02
  • ISBN / 9789869407113
  • 定價 / NT$ 450
  • 優惠價 / NT$ 338 (優惠期限至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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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讀者能直接或間接地聽到高行健個人的流亡聲音。
他所要傳達的唯一訊息就是自我放逐,甚至逃亡以自救的重要性,
以確保聳立於內心中的靈山永遠屹立不倒。


本書特色

▍罕見「多角度、全視野」論析高行健,是了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人其文的最佳參考論著。
▍小說中離散、流亡、難民、移民等命題,呼應國際時事,文學與時代脈動同步。
▍本書總結作者多年研究精華,並獲得高行健本人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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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薦

【推薦序一】
序羅華炎著《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王潤華

一、 流亡者、移民、難民建構了今日邊緣思想、文化與文學
  2009年馬來亞大學請我擔任校外高級學學位考委,評審一篇博士論文,題目為〈Suara Buangan Dalam Novel Gao Xingjian〉,我一看,原來是論述高行健小說中的流亡話語,這是我喜歡而有趣的學術課題,而且作者對中國與西方文學、社會與政治有完整的認識,用在高行健的自我與文學作品中的流亡論述,相當妥切與透徹。我花了很多時間細讀,受益不淺。這個論題,有學者只從西方的如薩伊德(Edward Said)的流亡理論剖析,或者高行健反共的行為來解讀,都是只看到一面。羅華炎從中西古今的的流亡作家與文學出發,再以社會政治的拒絕,甚至高行健對婚姻的逃避來解讀,深入淺出,令我佩服。結果我給這篇論文最高的等級。但是論文是用馬來文撰寫,當時就覺得可惜,中文學界很少人能閱讀,高行健2010年訪問元智大學,羅華炎博士特地從馬來西亞飛來,他與我親手送高行健這一冊博士論文,他驚訝萬分,可惜看不懂。現在作者自己用中文重寫,而且在台灣出版,這是令學術界興奮的事。
  我在《越界跨國‧文學解讀》的一章〈越界與跨國―世界華文文學的詮釋模式〉指出,作家以流亡話語,尤其今日的作家,建構了最好的文學,學者以流亡話語透視現代世界文學。自古以來,尤其今天,這是一個全球作家自我放逐與流亡的大時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與遙遠的土地。這些作家與鄉土,自我與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作家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與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給今日世界文學製造了巨大的創造力。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的著作所構成。美國今天的學術、知識與美學界的思想所以如此,因為它是出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難民與其他政權異議分子。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簡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學,這些邊緣文學作品的作家與主題都與流亡、難民、移民、放逐、邊緣人有關。這些外來人及其作品正象徵我們正處在一個難民的時代。
  今日的中文文學、華文文學或華人文學也多出自流亡者、自我放逐者、移民、難民之筆。所謂知識分子或作家之流亡,其流亡情境有時是隱喻性的。屬於一個國家社會的人,可以成為局外人(outsider)或局內人(insider),前者屬於精神上的流亡,後者屬於地理/精神上的流亡。其實所有一流前衛的知識分子或作家,永遠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國內或國外,因為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家便可以誠實的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出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流亡作家可分成五類:(一)從殖民或鄉下地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寫作;(二)遠離自己的國土,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目前在北美與歐洲的華文作家便是這一類;(三)失去國土與語言的作家,世界各國的華人英文作家越來越多;(四)華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非華文作家,東南亞最多這類作家;(五)身體與地理上沒有離開國土,但精神上他是異鄉人。高行健離開中國前便是這種作家。
  無論出於自身願意還是強逼,思想上的流亡還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華裔(離散族群)、流亡、難民、華僑,在政治或文化上有所不同,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他們生存在中間地帶(median state),永遠處在漂移狀態中,他們即拒絕認同新環境,又沒有完全與舊的切斷開,尷尬的困擾在半參與半遊移狀態中。他們一方面懷舊傷感,另一方面又善於應變或成為被放逐的人。遊移於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他們焦慮不安、孤獨、四處探索,無所置身。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的,當邊緣作家看世界,他以過去的與目前互相參考比較,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他有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種出現在新國家的景物,都會引起故國同樣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與經驗都會用另一套來平衡思考,使到新舊的都用另一種全新,難以意料的眼光來審視。流亡作家/知識分子喜歡反語諷刺、懷疑、幽默有趣。
  我閱讀《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正如羅華炎博士所指出。處處都有這樣的啟示。

二、高行健:永遠的自我放逐,處在邊緣地帶
  2010年4月16至21日,《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在台灣舉行,特邀高行健為專題主講人,會議分別在臺北的台灣大學大學,中壢的元智大學、台中的中興大學、台南成功大學及花蓮的東華大學等學府舉行。其中2010年4月19日下午,我與元智大學的桂冠文學獎委員,邀請高行健與參與大會的學者作家訪問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代表學校,頒給高行健桂冠文學獎。還邀請他手植一棵桂冠樹,然後安排鄭愁予、劉再復與高行健對談。高行健在這些典禮中,處處表現低調。無論言論或是舉止行為, 絕無高談闊論的姿態,但與人接觸互動時,和藹親切。從來沒有顯示自己在中心,反而顯示出自己在邊緣地帶。
  在《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的六天裡,高行健積極參加演講,無論在台灣大學,元智大學或成功大學,但是多人的集會,喝酒聊天,集體的生活,他似乎有恐懼感,盡量避免。所以在那六天流動的會場地點,他完成任務後,都靜悄悄的回返臺北住宿。這是很明顯的,他要保持他的流亡感,自我放逐。身體在流浪,他的心靈也跟著在流浪。在台南成大的〈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專題演講,高行健首先指出,二十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受政治介入,形成一種革命文學,另一方面,作家本身受意識型態影響,以文學鼓吹革命,但這類文學很多只是停留在歷史性文獻,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因此他反對文學受政治介入,作家應該要保持思想獨立,不要讓文學變成政治的附庸。其次,高行健也認為文學的出發點應該要回到沒有預設意識型態的前提之下,這樣的文學才是真實的反應,唐詩、宋詞、元曲等等,都沒有意識型態,莎士比亞也沒有,以致於到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沒有意識型態,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價值。而我們所關心的是一種什麼文學呢?文學要冷靜關注人類的生存背景,只陳述而不涉及是非及倫理判斷;這種文學不追求時尚,不投奔市場趣味,以個人的聲音對世界發言;這種文學努力在新聞媒體和政黨政治之外,尋求的是個人自由思想的空間
  所以高行健解釋,作家得不斷逃亡,當法西斯狂潮來了趕快逃,共產主義來不逃,不是要被關進集中營了嗎?他還說,他得了諾貝爾獎之後,趕快尋找第二次逃亡。

三、從社會文化與政治、形體、精神的逃亡
  羅華炎博士從高行健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形體漫遊、精神漫遊、及其他形式的逃亡,如從諾貝爾文學獎逃亡、從市場壓力中逃亡,多方面的解剖《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他發現他的小說主題事實上都與流亡有關,其內容無疑地亦互相有關連。通過在《靈山》所陳述的在國內流亡,以及在《一個人的聖經》自我強迫式國外流亡,可以間接或直接地聽到高行健的流亡聲音。其流亡聲音與眾不同之處是它不代表其他人的聲音,相反的,它只那怕獨處也總自言自語,這內心的聲音成了對自身存在的確認單單是代表個人所發出的聲音。我們可以間接直接地聽到高行健的以下流亡聲音:

   1.它只是個人的聲音而不代表別人的聲音;
   2.反對極權專制政治對於言論自由的桎梏;
   3.呼籲文學領域遠離政治與主義的干預;
   4.通過形體與精神逃亡自救以獲得形體與精神自由;
   5. 主張一種遠離政治幹預以及對社會不負有任何義務的冷的文學。

  閱讀高行健的小說,細心傾聽他的不同的流亡聲音,就是最重要的秘訣。羅華炎這本博士論文,深入淺出的,以多方法,多途徑的到我們走進高行健的小說世界。最後我引用羅華炎自己的結論作為我的結論:
總而言之,通過《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將能直接或間接地聽到高行健個人的流亡聲音。他所要傳達的唯一訊息就是自我強迫式放逐甚至逃亡以自救的重要性,以確保聳立於內心中的靈山永遠屹立不倒。據劉再復謂,高行健贏取了諾貝爾獎後,就進行第二次逃亡。誠如他在《高行健論》所指出的:「作家必須退回到他自己的角色中,而要完成這種退回,就必須逃亡,從『主義』逃亡,從『集團』中逃亡,從政治陰影中逃亡,從他人窒息中逃亡。」

【推薦序二】
創傷經驗:從流放到流亡/溫任平

  羅華炎是語法專家,已編著出版《現代漢語語法》,他目前與潛默等人正在忙著把《紅樓夢》翻譯成國文(馬來文)。這是一項十分龐大的翻譯工程。《紅樓夢》如果中譯巫成功,整個馬來社群(馬來西亞的兩千萬馬來人與鄰國人口二憶五千萬的印尼人)將受惠無窮。跨語際翻譯呈現另一種現代性,受惠的是廣義的語言文化,這是我的看法。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劉禾教授有更具體的說明: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被譯成客方語言(guest language)的歷史,其實就是新詞語、新概念、新思想以致於新文化生產的歷史。與劉若愚教授當年只談「語言之間」(interlingual),我們領會後之學者確乎可以超越前賢。當然,這些都是題外話。
  就在這時間岔口,羅華炎要我為他的博士論文《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寫序。三月迄今,我正面對心靈與身體的煎熬, 心情複雜,手上的書不多,參考的資料有限。這種逆境有點像1972年我被調去彭亨州直涼埠華僑中學當副校長,那年我手上緊緊抓住的只有十餘冊由香港文藝書屋印行的《純文學》月刊(港臺兩地發售),但那也是我前半生現代主義覺醒,創作萌長茁壯得最快速與充滿騷動能量的一年。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卡內曼(Daniel Kahneman)是位心理學家,他提出面對/處理自我的三個程式:一是活在當下的自己(experiencing self),二是記憶自己,三是敘述自己。而高行健是通過「記憶自己」(remembering self),進而「敘述自己」(narrating self),用他自己的經歷反映同時代中國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與整個國家在文革時期驚心動魄的災難。他的《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雖然不是嚴格意義的「見證文學」,卻是迂迴側擊的「抗議文學」。
  回想在70年代中期,我眼看著當時天狼星詩社的中堅份子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周清嘯、廖雁平……蘊釀著準備赴台深造,「流放」的態勢已成,「自我放逐」甚至成為詩社內部日愈澎湃的暗流,連較年輕的張樹林、殷建波也佈署著要走。其實我也想赴台,就此事我曾與柔佛巴魯的老友賴瑞和(他目前在新竹清華大學教唐史),不止一次在書信往返中透露過心跡。寫到這兒,敏感的讀者可能已發覺「流放」「自我放逐」,與羅華炎提的「流亡」語義有別,它們指的是不同層次痛楚的創傷經驗。「流亡」其實是「逃難」,它把流放、放逐的意思都統攝在裡頭。
  就在那時,我寫成了34行的〈流放是一種傷〉,流露了我對「流放」欲拒還迎的情緒。我最終選擇留在馬來西亞有兩個原因:一、我已成家,二、我放不下這裡的天狼星。1975年杪瑞安、娥真、宗舜、建波一干人走了之後,樹林選擇留下來與我並肩作戰。個人心情的苦悶,除了樹林,先後住在我家書房的徐若雲(安哥爵)、洪錦坤、陳川興、謝川成等四位詩社成員無不知曉。1978年,我選擇在馬來西亞國慶日(8月31日)在台出版印行詩集《流放是一傷》,書裡的詩用上了不少飄泊意象,以及與飄泊流放有關的明暗喻。謝川成先後寫成了兩篇論文:〈論溫任平詩中的屈原情意結〉,與〈現代屈原的悲劇:溫任平詩中的航行意象與流放意識〉。可以那麼說,流放意識肇始於「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這危機源自文化認同的轉移,60-80年代的我,覺得那時台灣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可以滿足我的文化鄉愁, 這種鄉愁的心理創傷還沒升溫成「民族-國家」的認同糾結。至於溫瑞安、方娥真赴台之後,擁抱台灣的文化實體,「回歸」到主流去,那是他們的認同抉擇。
  我無意比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高行健與我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曾長時期在自己的國土流放。他的處境遠比我危殆, 他不僅面對心靈的流放同時遭逢肉體的流亡,不僅是精神的放逐,也是地理上真實的遷徙。這些年來,馬來西亞歷屆政府可謂相對開明、民主,能接受一些抗議與逆耳之聲。詩用的是暗示、象徵手法,政府也就一隻眼開一隻眼閉。既使如此,〈流放是一種傷〉雖然得到華文國中新教材重訂委員會的推薦,呈上教育部仍給駁回。
  這首詩不見用於朝,卻見用於野。獨立中學華文課本以它為教材。拉曼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曾以詩劇方式表演過這首詩。已故音樂家陳徽崇老師,於1980年把它譜寫成曲。在半島之南的柔佛柔佛巴魯,百囀合唱團與寬柔中學合唱團,曾在不同場合,以眾聲喧嘩的藝術歌曲方式,演唱過這首詩,並錄製成卡帶以便傳播。
  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葉,高行健可沒我那麼「幸運」。里安一組人於1976年另立神州社所造成的挫傷,到了1980年天狼星可說已完全恢復元氣。1980年我與藍啟元、謝川成聯手編輯《憤怒的回顧―馬華現代文學廿一週年回顧專號》,除刊載現代主義論述外,還訪問了國內十位作家/學者。1982年,我以大馬文化協會語言文學組主任的身分,邀請台灣現代派詩人余光中來馬演講,場面轟動,間接為國內現代主義文學打氣。
反觀高行健,他於1982年出版《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竟飽受批判,新聞檢查機關認定他與西方文學同流合污。於此同時,高行健身體不適,被醫生誤判為患上肺癌。於是,他決定在當局逮捕他送去勞改之前(高行健的母親在反右傾運動送去勞改致死),離開北京自我放逐到四川的大熊貓保護區的原始森林,如是乎高行健流浪了半年。我們今日回看《現代小說的技巧初探》,高行健的那部書不涉政治,並無社會批判,他被當時的文化頭子賀敬之盯上,真的有點冤,這也反映鄧小平在1979年重掌政權之後,中國高層左右兩派傾軋,文藝政策時鬆時緊,1982-85年是肅殺的文藝緊縮時期。
  1982-83年,我與樹林商討以「借殼上市」的方式把國內天狼星的班底貫注到大馬華人文化協會裏去。在總會我是語言文學組主任,在霹靂州分會,我是分會主席,張樹林是秘書長。1983年,文協霹靂州分會在邦喀島成功舉辦第一屆文學工作營;1984年,我們在怡保怡東大酒店主辦「第一屆全國現代文學會議」,邀請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各20位參與對話。1984年由我擔任主編、馬崙編輯的《馬華當代文學選(小說)》出版,翌年(1985)由我擔任主編、張樹林編輯的《馬華當代文學選(散文)》相繼面世。1985年6月文協吡州分會在安順安碩佳酒店會議主辦文學研討會,邀得方娥真、傅承得、謝川成發表有關現代主義的專題演講。同年6月的詩人節,天狼星詩社出版了由潛默、張錦良、陳石川負責翻譯的中英巫三語詩集《多變的繆斯/The Muse: His many faces》。現代主義在馬華文壇風風火火, 如烈燄燎原。1986年8月我個人出版了演講錄《文學‧教育‧文化》,這年開始,馬華文壇開始掀起第一波實驗意圖強烈的後現代主義風潮。
  同時期的高行健的際遇窘迫。1983年大陸掀起所謂「反精神污染運動」,抨擊的對象正是高行健與他的戲劇《車站》,《車站》被批模仿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高的話劇《絕對信號》,引起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論爭,在政治正確的大前提下,《絕對信號》被斥為現代主義的敗筆。1986年, 高行健的《彼岸》禁演,形勢更是惡劣。從80年代初便開始流亡生涯的高行健於1983年在山西插隊,耗了5年半時間,其間偷偷寫作,把稿本深埋地底,形勢逼人(妻子向當局告發),他終於把所有文稿,大約30公斤重的各類文稿含淚付之一炬。這些年他在中國大陸大概走了一萬五千公里的路,穿越八個省,那是多孤獨、漫長的流亡之旅啊。
  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面對的壓力,與中國迥然大異。大陸作家的作品,既使如何離經叛道,仍是大陸的智慧財,而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只能算是「邊緣文學」。華人的人口僅佔我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官方語言是馬來語文,只有用馬來文創作才有資格問鼎國家文學獎。所謂馬華文壇的實際情況只有星洲日報每週一期「文藝春秋」,加上南洋商報每週兩小版的「南洋文藝」。兩年一度的花蹤文學獎,近年來愈辦公式化,愈辦愈無精打采,這現象一方面是華社對這類文學獎普遍不關注,另一方面歷屆詩、散文、小說的主獎與優異獎得主,大多見好就收,或擱筆不寫,或「有空才寫」。馬華文學成了可有可無的文藝/人文活動。我們很難打破馬華文學的邊緣性,我們也沒有資源挑戰馬來文學這塊中心。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十分在意作家與知識份子的表現,留意作家對人民的影響。周揚、胡風掌控中共中央宣傳部期間對異議份子、對可疑份子的監督、打壓近乎殘暴,這就愈法顯出作家、文學家、評論家在共產中國的重要性,當局對這些「臭老九」是真的忌憚,因此不惜鼓動群眾批鬥,指示文化打手進行圍剿。
鄧拓、吳晗、熊十力、老舍、傅雷、田漢、楊朔、聞捷、陳夢家、趙樹理、儲安平、李廣田、馬連良……至少150位文化精英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錢鍾書楊絳被剃陰陽頭,遭人羞辱。沈從文與艾青在文革期間洗廁所,遭遇不算最壞,惟前者寫的《中國服裝史》,30多萬字,被紅衛兵扣住,丟了,文革風潮平息後,沈先生重新蒐尋資料再寫,這是多麼可怕的人力犧牲與時間虛耗。高行健、老木、北島、楊煉、貝嶺、顧城、多多、張郎郎、蘇曉康、劉再復、趙毅衡、哈金、虹影、張棗、阿城等一大群的詩人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在80年代,尤其是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不得不流放他鄉,是不作無謂的犧牲。
  羅華炎在他的博論裡提到「流亡」、「逃離」、「逃避」、「流放」、「放逐」、「逃難」,在第四章才提「漫遊」而且還是「精神漫遊」。高行健的精神漫遊可以說是他逃亡避難意想不到的收穫或心理補償。他沿著長江走,在流亡一萬五千里的過程裡歷經名山古蹟,他接觸到以吳楚文化為背景的羌族、苗族、彞族、侗族、土家族的神話、器物、節日、儀式、歌謠、舞蹈與生活方式。高行健的形體漫遊與精神超越同步。古老原始的長江沿岸的各種事物與地方素材成了《靈山》的內涵,無形中加強了《靈山》的文化縱深度,凸顯其「神聖性」(sacredness)與「中國性」(Chinese-ness),為崇拜沈從文湘西書寫的馬悅然教授所喜。
  文學的邊緣性源自華文教育整體的弱化,這方面的細節我就不贅述了。「邊緣」(marginality)雖然沒有什麼資源與條件挑戰中心,但卻不等於施碧娃(Gayatri C. Spivak)所言: 「從屬者不准發言」(the subalterns cannot speak),秉持這種挑戰意識的作家大可在精神上放逐自己,在作品裡建構烏托邦與神話。從1970-1990年我大抵依循這條寫作路線,經常把自己想像成當年徜徉於汨羅江畔的屈原,並以靈均的堅貞執著為精神信念。這些年來,我寫了多闋端午詩。我個人倡議「再漢化」(resinolization),走「策略性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文化民族主義,深化自己文學知識,把興趣擴大到對中華文化的各學科去。你多認識一個漢字,你的漢族特徵便多加了一分;你去研究敦煌文化,故且不論你的研析之深淺,你的漢族特徵可能又多加了五分。
  我大概在1977年,瑞安回歸「文學中國」的台灣不久,便開始緊跟王孝廉教授於中國的神話與傳說的論述。我也留意李永平在他的小說裡,以古僻漢字代替一般漢語的美學企圖。2016年6月4日在天狼星詩社的全年會員大會上,我致詞要求社員嘗試「把漢語陌生化,在當前的漢語裡注入新元素,改變其章法,讓它成為一種嶄新的語文。試驗漢語的可塑性,把漢語魅力發揮出來」(大意)。呼籲歸呼籲,不是每位天狼星詩社成員會跟著我那麼做,但只要有三幾位詩社同仁聽進去了,集腋成裘,效應仍然可觀。
  我並沒有像高行健那樣,有機緣在神州大陸的八個省跑透透,瞭解《山海經》其實是古代的地理書。高行健與滇黔苗狸及粵西原住民的認識與交往,無形中擴大了小說家的視野,是vision與insight的那種視野,而不僅僅是一大堆怪石奇山峻嶺的堆砌。高的經歷是我有生之年做不到的。他走過的土地,他面對的詭異奇幻的大自然與長江流域一帶的人情風俗,他的肉體與精神所受的煎熬,在靈山的追尋中得到禪的提升,與心靈的「洗滌」(cathars)。高行健的情緒怨毒,在《靈山》最後數章愈見紓解。劉再復特別喜歡《靈山》的禪意,顯然是個識貨的人。
  我在6月18日接獲羅華炎的邀序函,讀畢論文,才開始找《水經注》與《山海經》來看。人生總不免有錯失,好書太多,時間有限,機會成本的問題出現。可以瞭解《靈山》的某些片斷的禪意與禪境,也可以體會高行健的道家傾向。羅華炎的筆觸難掩他對高行健的戾氣漸消內心之喜。這方面的句子,羅華炎在博論末節引例甚多,那是作者在他的博論裏最能流露其個人感性與審美觀的片斷。我喜歡沈從文那種從容,豐子愷那種禪境,茲抄錄以下兩段,與讀者一起共賞。我的序寫到這裡,也交代得差不多,應該打住了:
  我信步走去,細雨迷濛。我好久沒有在這種霧雨中漫步,經過路邊上的臥龍鄉衛生院,也清寂無人的樣子,林子裡非常寂靜。只有溪水總不遠不近在什麼地方嘩嘩流淌。我好久沒有得到過這種自在,不必再想什麼,讓思緒漫遊開去。公路上沒有一個人影,沒有一部車輛,滿目蒼翠,正是春天。
  他獨自留在河這邊,烏伊鎮的河那邊,如今的問題是烏伊鎮究竟在河哪邊?他實在拿不定主意,只記起了一首數千年來的古謠諺:「有也回,無也回,莫在江邊冷風吹。」

簡介

流亡、難民、移民、放逐、邊緣人,
不論是思想上的流亡,或是形體上的流亡,
「流亡話語」是我們透視現代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

  有別於往昔論著僅從單一的流亡理論切入,或聚焦於高行健的反共行為,本書作者以大量文本例證,援引宗教、哲學、心理學理論,透徹地剖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兩部姊妹作──《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
  全書論述緊扣「流亡」主題,共分為六章。先自中國流亡文學產生流亡話語的背景談起,再由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探討流亡現象,論析形體漫遊、精神漫遊和其他形式逃亡,最後總結,帶領讀者一窺高行健作為一名流亡作家那種既無奈而又不得不處之泰然的矛盾心情。

作者簡介

羅華炎
1951生,祖籍中國廣西容縣。馬來亞大學中文兼馬來文系榮譽文學士、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馬來亞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師範學院中文講師、世紀大學教育系高級講師。著有《現代漢語語法》《實用小學華語教學法》《微型教學與教案示例》。

目錄

序羅華炎著《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王潤華
創傷經驗:從流放到流亡/溫任平

第一章 流亡話語產生在中國流亡文學的背景
  1.1 前言 
  1.2 定義 
  1.3 流亡因素 
  1.4 中國流亡文學的概念與情況 

第二章 從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探討流亡現象
  2.0 政治與文學思潮背景 
  2.1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 第一個十年(1917-1927)與 第二個十年(1927-1937)時期 
  2.2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第三個十年 (毛澤東延安時期1937-1949) 
  2.3 1966-1976年期間: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文革時期1966-1976) 
  2.4 70年代末至80年代 (鄧小平時期1976-1985) 

第三章 形體漫遊
  3.1 在戰爭中第一次逃難 
  3.2 從極權專制統治中逃亡 
  3.3 從死亡事實中逃亡 
  3.4 真正的形體漫遊 

第四章 精神漫遊
  4.1 前言 
  4.2 尋找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 
  4.3 尋找精神自由表述自己 
  4.4 尋找一種含有隱逸精神的傳統中國文化 
  4.5 尋求宗教力量來獲得心靈安寧 
  4.6 沉浸自然,尋求清淨 
  4.7 尋找心馳神往的靈山 

第五章 其他形式的逃亡
  5.1 前言 
  5.2 從婚姻桎梏中逃亡 
  5.3 從各種意識形態或主義束縛中逃亡 
  5.4 從市場壓力中逃亡 
  5.5 從「自我」桎梏中逃亡 

第六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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