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獄吏：康生與「文革」(Ⅳ)

羅織罪名的整人專家，文革路線的激進推手

一個共產黨員，首先的一個問題，是思想入黨。我們的黨是先進的，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一個無產階級的黨。

──康生

史料揭示真相，歷史昭示真理！

文革史研究的里程碑，第一手文革史料。

首次全面、系統出版，還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原貌！

名人推薦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文件、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很活躍。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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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康生親筆寫信給江青，毫無根據地誣陷劉少奇同志『曾向蘇共出賣我黨的核心機密』，『企圖借蘇共之力，推翻毛主席的領導』，『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效勞』，『為美帝間諜機關服務』，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也是大賣國賊、大漢奸』。一九六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誹謗朱德同志『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同年八月十五日，康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誹謗陳雲同志『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康生同外賓談話時，誣陷鄧小平同志『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1980.10.16，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共分為四冊，詳細收集資深獄卒──康生在1966至1970年間的現場講話內容。僅在這短短的四年間，康生所留下來的談話紀錄就高達一百二十餘萬字，主要內容涵蓋其歷來對各級機關與幹部的演講，以及對「反黨反革命」對象的批判。透過本書所收集的詳盡一手史料，讀者當能對康生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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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思想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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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8
康生對××專案工作指示摘要（1968.6.1.）
中央首長接見曾思玉劉豐時的講話（1968.6.12.）
中央首長對全國煤炭工業會議代表的講話（1968.7.5.）
中央首長接見陜西省革委會負責人時的講話（1968.7.11.）
中央首長對新疆兩派在京部分代表的指示（1968.7.20.）
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
部分幹部時的指示（1968.7.25.）
中央首長接見新疆代表團的指示（1968.8.29.）
中央文革碰頭會領導接見首都工宣隊軍宣隊代表時的講話（1968.9.14.）
中央首長對國防工業部分工廠和一機部化工部協作廠「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代表的講話（1968.9.16.）
中央首長對在京軍事幹部的講話（1968.9.26.）
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一小組會上的講話（1968.10.17.）
康生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第四小組會議上的發言（1968.10.29.）
本年
中央首長接見吉林省革委會群眾代表和軍隊代表時的講話（1968.）


1969
中央首長見冶金會議和「八‧一五」會議山西代表時的講話（1969.2.26.）
田化一在團以上軍隊幹部和部分軍代表會議上傳達中央對貴州問題的處理意見（1969.3.19.）
康生同志在「九大」小組上的講話（1969.4.7.）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發言（1969.4.14.）
康生關於「九大」黨章的講話（1969.4.18.）
康生、陳伯達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大會上的講話（1969.5.23.）
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大會上解答問題（1969.5.24.）
中央首長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徐海班時的講話（1969.5.26.）
中央首長接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山東班時的講話（1969.7.5.）
康生、姚文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山東班負責人的談話（1969.7.19.）
楊得志傳達周恩來康生關於批判王效禹的談話（1969.7.29.）
中央首長對四川省革委及成都軍區學習班成員的講話（1969.12.27.）

1970
康生接見出席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全體同志時的講話（1970.4.18.）

附錄
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康生同志永垂不朽！（1975.12.17.）
外電報導康生同志逝世（1975.12.18.）
葉劍英在康生追悼會上致的悼詞（1976.12.21）
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中央書記處（1976.1.9）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1980.10.16）

康生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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